1992年12月26日，三峡工程在我地区正式开挖，当时时间紧，任务大，没有给任何补偿，地方政府要我们相信政府，承诺会按照国家政策一一兑现。但直到1993年，政府才给了我们每亩205元的青苗费，房屋搬迁补偿费（土木正房）每平米77元，三年的临时生活补贴费人均每月45元；直到2005年元月，才给了果园青苗补助费每亩1200元、安置费人均5000元。

1995年春，地方政府号召我们支援三峡、发家致富，鼓励我们办起了23家砖厂，有银行支持贷款。经各个主管部门批准，当地民众并办好了各种许可证件，不料秭归县下令强行撤除砖厂，不给一分钱的补偿。当事人难以接受，但秭归县政府命令公、检、法、司开着铲车，以法西斯手段强行推毁砖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万元。

我们当事人和三峡移民不服，逐级上访，仅湖北省就去了5次，但由于地方当局的黑暗，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1996年3月30日，我受三峡移民及砖厂法人的委托，到北京上访，直接到了中办、国办、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水利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他们都承诺转达地方，由地方解决。

1996年5月底，我又受委托，第二次到北京上访。上访回来后，6月19日，秭归县委副书记周功彪在茅坪镇办公室与我谈话，并说：“付先财，如果你不再上访反映移民及23家砖厂的问题，我代表县委满足你一切要求。”我回答：“只要移民补偿费按国家政策兑现，对23家砖厂直接经济损失给予补偿，我就立即停止一切上访。”当时，周功彪副书记桌子一拍就走了。下半年，我又第三次上访，之后遭到茅坪镇政法书记张勇的恐吓和威胁。

同年9月，秭归县信访办工作人员杜全山来找我了解上访情况，我按照移民补偿费及砖厂赔偿要求说了一遍，后来信访办给了一个答复，声称移民补偿费要按照国家政策，推毁23家砖厂是为了保护耕地。其实23家砖厂强行拆除后，秭归县将之纳入开发区，把土地高额卖给外地企业。

直到1997年，我继续上访，回来后，秭归县命令公安机关对我进行恐吓，实行暗管，1998、1999年，我不惧恐吓，坚持上访。2000年，我与宜昌县（现夷陵区）高启章、陈传家等人进京上访，同时我向宜昌市人民政府及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但都被拒绝，我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邮寄方式提交了行政起诉状，但依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01年，我与宜昌县的高德双、陈友家等人进京上访，受到了秭归县公安机关的围追堵截，我趁他们不备时，包车到了河南南阳，才摆脱了他们的围追。我们直接到了国家信访局，他们指定我们去三峡建设委员会；我们去了三峡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李德武、李威威等接待了我们，并声称会将反映的情况转到地方解决。接待人员问我们住在北京哪个旅社、房间号码。我们回到旅社大约半个小时后，宜昌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李结到了我们住的房间，要求我们不要再上访了，跟着他们回去解决问题。我们跟他去了驻京办，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副所长刘新华正在那里等候，他也是同样让我们回去。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回到秭归。我3月27号到家，到家后两个小时，他们命令秭归县人民法院执行庭以贷款为由，将我拘留15天。

2002、2003年，我继续进京上访，并拿着起诉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起诉状和邮单去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员说：“你们的案件属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随后，我到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姓杨和姓李的法官接待我们说：“我们接待的案件要达到5000万以上。”我回答:“我们这个案件达5个多亿，你们应该依法受理。”他们又答：“就是50个亿我们也管不了，我们也不管，你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吧。”于是我们就到了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秦院长接待了我们。我们说了案情经过，他一时案子推湖北省高院，一时又推宜昌市西陵区法院，总之是拒绝。

2003年5月，澳大利亚悉尼记者麦东海到我家采访后，秭归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起郡将记者采访的材料全部没收，并对我审讯达三四个小时，还对我进行恐吓。同年，我又给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写信，反映情况。之后，湖北省移民局梁局长及省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跟我解释说，移民经费没按政策兑现的不止我一人，叫我放弃，如果有什么困难，政府会以其它途径给我解决。我再次拒绝，后来宜昌市市委、常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带着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及十几名警察，把我叫到楚天大酒店会议室，同样要我放弃一切上访，我又拒绝。王厚军继续恐吓我，我只有离开。

之后，湖北省移民局局长汪元良带领湖北省各级有关部门官员来我村村委会，对我说：“你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移民问题及23家砖厂的问题已转湖北省委省政府。我是原秭归县委书记，省委指定我来解决你反映的问题。”他还说：“我建议你不要再上访了，别管他人的闲事，更不要与地方官员作对，这样对你有好处。”而我坚决要求依照国家政策兑现补偿和赔偿。

2004年，我又找秭归县茅坪移民站的人员刘宣德，他声称移民补偿费是按宜昌市1993年4号文件办的。我们托人拿到了长江三峡修编报告后，得知国家给予移民安置补偿费人均30349元，而我们只领取了5000元；搬迁过渡费每户平均3000元，而宜昌4号文件只规定给予补偿1800元。为此，我们又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但又被拒接受理。

2005年4月初，英国几家媒体到我家来采访移民问题，也被秭归县公安机关拦截。5月，美国一家报社来我家采访后，被公安机关拦截，并且警方再次对我进行威胁。之后，秭归县政府与秭归县电力公司协商后安排我到电力部门上班，并叫我不要上访、别管别人的闲事，又被我拒绝。9月，我又进京上访，上访回家后，公安局派黑势力在我家对我进行殴打。同年10月，我给别人代理一个医疗事故案件，到湖北省医学会申请鉴定，秭归县公安局派黑社会，在夷陵区三斗坪镇码头登船时，对我进行殴打，但是我没有屈服。我回家后，他们又派人在夜间用石头三次砸坏我家窗户玻璃，并将祭奠死人的纸钱、花圈放在我家门口，但我仍然坚持上告上访。

2006年2月，我向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市委书记李佑才举报秭归县委书记罗平烺任期间严重违法违纪，比如：两河镇火力发电站国家投资8000多万元，他利用职权，没经过公开招标，将工程给他兄弟承建，结果搞成豆腐渣工程，而他却利用职权，强行通过验收。后来，他又未通过招标，将电站500万元卖给金山公司。杨林镇两座电站在拍卖时有外地商人出了3100万元的现金欲购买，他不准许，却利用职权以210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金山公司。秭归县装卸运输公司是一个集体企业，20多名工人凭劳力积累了3000多万元的资产，国家两次下拨搬迁费，但罗平烺利用职权强行将其破产，将这个码头又卖给金山公司的股东，并且不按照国家政策给工人补偿。省委书记俞正声、市委书记李佑才非常重视此案，将之转到宜昌市纪委，不料宜昌市纪委与罗平烺同流合污，将我的举报材料给了罗平烺。同年4月，有知情人告诉我说：“付先财，你告罗平烺违法违纪的材料现在已在他手里了，他现在和疯了的一样准备对你下毒手，你特别要注意公安人员，以防不测”。

后来，我又向秭归县人民法院状告秭归县茅坪镇政府行政不作为，该法院拒绝受理，我又向宜昌市中院提起上诉。同年6月8日，我到秭归县法院问询案件，之后我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王先葵大队长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一个警察给我泡了杯茶，我喝茶后就回家。大约10分钟后，走到庙嘴经济园区边，我被人从背后偷袭，打成重伤，大约在1小时左右我才清醒过来。刚好有行人经过，我喊救命，他报了警。随后警车、救护车赶到，把我送到秭归县医疗中心，检查后又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知道消息后，赶来对我进行采访，不料又被秭归县公安局拦截。当时我进院没有钱，找亲朋好友借了一万元，但由于医疗费用高，钱不够，不能及时做手术。德国卫生部驻京医生及记者前来看我，深感同情，当场赞助了我6万元人民币，这才做了手术。后来，捷克电视台记者及德国多家媒体记者前来采访，但每次采访都有秭归县公安局和宜昌市外事办工作人员跟随。宜昌市政府及秭归县官员为了致我于死地，在医院禁止给我用药。德国电视一台了解到我的病情，在北京给我联系了医院，但在转院过程中，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百般刁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德国电视一台与北京急救中心花了4万元雇了专车，才把我接入北京博爱医院，于是我才死里逃生，活了下来。我在博爱医院的医药费、生活费都是德国人民出于爱心而支付的。

2007年，我身体好些后，5月10号出院离开北京。之后又有德国、英国、美国、捷克、西班牙、瑞士电视台等来我家看望，但他们都受到秭归县公安局监控。

2008年要开奥运会时，秭归县政府官员指定秭归县电力公司来到我家和我进行沟通，并说以后的医疗费用由该电力公司赞助。同年7月，因为三峡工程建设施工放炮，我们的居民住宅受到震动，有部分损坏。同类情况在夷陵区三斗坪镇都给予了赔偿，但是我们这里的住户没有得到，于是，我和另外两人租车到三峡总公司去问询情况。秭归县公安局与三峡总公司保卫处处长张轩得知消息后，调了一卡车武警对我们进行拦截，并让茅坪镇信访工作人员带我们回乡，说问题会及时解决。我们回家后，秭归县移民部门来人看过我们的房屋损坏情况，说将给予解决，但终杳无音信。

2010年秭归县电力公司与我协商，以后的医药费由县政府承担，并找有关企业赞助我每月1100元生活费。我对移民安置补偿和砖厂问题一直不服，仍然想进京上访，但我受到监控，加上本人残疾，无法脱身成行。

2011年“两会”期间，宜昌市移民局局长在广播电视会上讲到给三峡坝区移民买养老保险花了3.9亿。事实上，我在2006年因上访被打残后，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此前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于同年8月亲赴宜昌，与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协商后，认为三峡坝区移民补偿过低，需补偿3.9个亿。我们坝区移民只有1100人，人均3万多元，但实际上我们每人只得到19000元。因此，在2011年4月，我们向湖北省又重新启动了行政复议，湖北省政府拒绝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20条第2项规定，我们又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行政复议申请（3封特快专递提交），但该法制办久拖不理。于是我们启动行政诉讼，向北京市第一中院、高院告国务院法制办不作为。北京市第一中院回复“国务院法制办不具有诉讼资格”，叫我们变更诉讼后再起诉。同年11月，按照北京中院的答复，我们向北京市高院状告国务院不作为，但至今没有回音。

综上所述，我们在国内穷尽了法律的途径，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最后我感谢诸媒体对我的帮助以及德国人民对我的爱心。

2011年9月，网上火爆“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县天价公款招待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花费达80多万元。”但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此事件，没处罚任何腐败分子，也没有给秭归人民任何交代，反而腐败分子还得以升官加爵。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如果国家有关部门对秭归县审查帐目，自三峡移民以来，该县政府的公款消费、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款项至少有5亿，真是宏伟的“三峡”——伟大的腐败。

                                            2012.02.16

付先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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