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村民维权抗争运动，把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南国渔村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也变成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转折点，变成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目前，乌坎事件以当局接受当地民众的三条基本要求告一段落。这三条基本要求是：1、放人（被拘禁的三个村民代表张建城、庄烈宏等）。2、归还先前猝死的村民薛锦波尸体。3、承认临时理事会合法。

12月22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乌坎村和民众交谈，一再表示将满足村民的要求。广东省委还派出一个工作小组进驻乌坎村，根据村民诉求，协助处理后续土地、财务、村官违法违纪和村委换届选举等问题，每一个专案小组都将公布联系电话，“随时倾听村民诉求”。随后，几千军警撤走，村民也撤了路障，乌坎村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连中央喉舌《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这当然是对乌坎事件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这或许表明，广东当局和乌坎民众之间所达成的妥协是在最高当局的认可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事件后的乌坎——谈判结果是否能落实？该村取得的成果是否可以保留？

事实是，目前在乌坎村，除了省工作组的几个人找村民调查外，村民们大都不太说话，问什么事都是尽可能地避而不谈。张建城和庄烈宏都是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来的，也就是说，政府还是把他们当作是犯罪嫌疑人，而且他们都是签了“保证书”才被释放的，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们可以随时再被带走。因此，乌坎村民怎么能不忧心忡忡，何况工作组人员及公安便衣在村里走来走去，街上还贴出了“严厉打击无政府行为”、“打击黑恶势力”等标语。这些让人感到秋后算帐的时候要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看乌坎事件？有人在微博上写到：“没有选票，不要相信任何口号；没有监督，不要相信任何承诺；没有问责，不要相信任何宣传；没有人权，不要相信任何为民；没有民权，不要相信任何官员；没有自由，不要相信任何政权。”这种愤激之言很令人痛快，但是却未必解决问题，因为从一种情况向另一种情况过渡绝不是“全”或“无”，也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成分的混合。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事件具有多重意义价值和作用功能，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分析。

在我看来，不论乌坎事件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即使当局会秋后算账，但其已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预示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变化必将发生。

首先，乌坎事件标志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从单纯的维护经济利益转向争取政治权利——以争取政治权利来维护经济利益。政治是治理天下之事，是“分饼”之事，因此“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但是由于中国六十余年的“特殊国情”，政治成了“君（党）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当局可以搞各种政治运动整人、抓人，乃至杀人；相反，民众一沾“政治”就被整被抓被杀，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由此终生受难，甚至死于非命。

由于“六四”血腥镇压，其后中国的社会运动、政治诉求被迫大大淡化，而多以维护经济利益和自身权益为主要诉求。当然民众也因此在高压下争得了一些公共活动的空间，但是，如果社会运动始终局限于此，公民合法权益永远也得不到保障，因为如果民众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保障自身人权，权力至上的结果必然是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因此我们说，维权运动的发展必然要将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民主权利提上议事日程。

乌坎事件正是应此历史召唤而发生，并且创造性地展示了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乌坎村民赶走了官方指定的村政权，选举了自己的村官，并且坚决要求当局正式承认村民直选村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乌坎事件的核心。中国维权运动向政治运动转化的历史诉求，就这样被乌坎村民凸显出来。顺变说一句，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在其它地区以其它形式不断地提出，例如今年，北京的访民就组织了数个独立的人民代表参选团。但是在中国，真正运用民主组织形式，成功地建立了社会基层民主政权的，乌坎尚属首例！

其次，乌坎事件表明，所谓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尚不成熟的说法不能成立。长久以来，中国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中国人不适应民主，或说中国今天还不具备搞民主的条件。其实，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实践中成长成熟，“光说不练”是不可能学会的，不准说不准练就更加不可能。中国的问题，前三十年是“不准说”，近三十来年则“光说不练”。如此，怎么可能使民主生活在中国成长成熟？仅仅几个月，乌坎村民就争得了自由，并迅速建立了村民主政权。这不有力地表明中国民主政治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农民尚且如此，何况城市？何况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当局始终限制政治自由，不准人民自由言论，不准开展民主选举，中国的民主政治条件当然就永远不会成熟。所以，我们说，乌坎事件表明：只要中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很快就可以建立和完善。

第三，谁都明白，乌坎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人民政治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全面觉醒的象征。今天，整个中国几十年来积蓄的矛盾正在走向全面爆发，尽管时间已经淡化了毛时代全面专政的血腥，但“改革开放”以来积蓄的各种矛盾已使中国社会又成了火药桶，任何事件都可能演化成难以收拾的社会灾难。当局已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其政策的选择余地已经越来越少，回旋的时间也同样越来越少。乌坎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即使不在乌坎爆发，也可能在其它地方爆发。不管乌坎事件怎么解决，同类的问题也还会不断产生，直到当局还政于民。

当局必须认真思考历史的出路，将解决突发事件问题和中国的民主转型联系起来考虑，而不能指望临时抱佛脚。

从以上三点考虑，我认为：即使当局冥顽不化，对乌坎的承诺只是权益之计、很快就会“秋后算账”，但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今天已经不是过去，何况乌坎是全民起义，妇孺上阵，无论当局如何抉择，只要它做得太过分，就会面临新一波的村民起义；届时它如果采取更严厉的镇压，不仅会在国际上无法交代，而且在广东在全国也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弹，当局将付出十倍乃至百倍的代价。

反过来说，当局可能会在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即使为了苟延残喘，它也必须采取怀柔政策，即允许乌坎民选村政权存在。即使当局另起炉灶——再立新政权，也不会不考虑乌坎的民意。更重要的是，当局应该认识到：建立民选村政权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1907年，满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尚决定用9年时间完成立宪。当今中国，当局如果再不由下至上地放开民主选举，崩溃局面将不可避免。如果当局要开启民主选举，首先要从村政权开始，从而给人民以希望，为历史打开一扇和平转型的大门。

《“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一文说：“在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从乌坎事件来看，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乌坎转机’告诉我们，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必须将社会管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这种说法虽然不失为开明，却显然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是就事论事，完全脱离了乌坎事件的本质诉求，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降低燃点”一语表明，当局只想不把社会弄得民怨沸腾，而根本无视社会需要在正义、自由、人权基础上达致“和谐”。由此，其结果可想而知。

今天，中国民众的诉求已经不只是物质利益，更是政治权利：以民主来保障人权！当局如果继续只以些许钱财来糊弄人民，那么最终只是糊弄自己。

乌坎事件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维权运动是明了的：只有争取到政治权利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经济权和人权。我们看到，维权运动正在向政治运动转化。再者，乌坎事件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已具备，问题在于民众有无开展民主活动的权利。第三，乌坎事件显示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已成熟，全民“倒逼”政府还政于民的时代正在到来。

从当局而言，尽管他们对乌坎事件有所反省，但如果他们只认为民众要的是蝇头微利，而看不到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已觉醒，则将丧失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将把中国逼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