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保护人权，建立法治社会，必然要反抗专制。

可是，在国家强大的执政党面前，我们一家人，一个文弱书生，一个病弱女子，一个年幼婴孩，何以反抗？何能反抗？专制的政权机器，随随便便可以把一个国民碾成齑粉。胡佳的外公，从日本留学九年回来，虽有政经系和法律系学位，却不但没有机会报效中华，反而因“反革命罪”被判劳改，从1958年到80年代初，他一生中最能有作为的时光，在劳改农场里度过。胡佳的伯父，因读书时学校统一填表入国民党“三青团”（正如今天的学生入共产党的共青团），从1955年开始先后被判刑、强制劳动长达25年。胡佳的父母，1957年在清华和南开就学时，被划为右派，强制劳动22年。他们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生在擅长搞文字狱中国的缩影。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以为中国进步了，长辈们的悲剧不会再发生。呼吁反对侵犯人权，监督促进法治建设，是公民职责所在，未料中国政治上的开放远远不及经济上的开放，当权者依旧不能容忍异见。2008年4月3日，胡佳仍因言获罪，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三年半。他服刑的潮白监狱，正是当年他外公被劳改的农场之一。

胡佳被抓时，我们的孩子胡谦慈出生刚刚45天。我也一度被软禁，便衣警察住入我家，威胁不配合就抓走我。随后监控略微放松，我被非法软禁，外出买菜、探望父母、送孩子打预防针，都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察跟着同进同退。

强权面前，我们没有选择。面对“与外界切断一切联系”的要求，我常常无力反抗。但是，内心的不服从，依旧一有机会就表达。庆幸，今天毕竟是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为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供了条件。

弱者的反抗，不是斗争，不是运动，不是刀枪兵刃。弱者的反抗，也许只是沉默，也许只是不服从，也许只是守住人类美好的本性，也许只是默默地爱一个人。上善若水，专制能镇压、消灭和水一样看似柔弱却无处不在无处不往的东西吗？不能，我想专制也许能暂时筑坝拦截一股水流，却永远也阻挡不了它滋润万物。

宝宝没有父亲陪伴，却有许多便衣警察陪同，他的童年或许有些遗憾。宝宝成了监狱中胡佳最大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胡佳一封一封地给宝宝写信，传递父亲的爱和思念。我努力给宝宝写儿歌，祝愿她快乐每一天。也有熟悉或陌生的朋友，在网上写来顺口溜、诗歌，为我们鼓劲坚持。于是有了这本《自由城的春天》。

熟悉的朋友也许还记得胡佳与我2007年完成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囚徒依旧，胡佳在监狱，我在家，无处不在的便衣警察，都摆脱不了被控制的命运。专制制度下，谁不是囚徒？如何走出困境？  我不知道，只是对着咿呀学语的女儿，念胡佳写来的家信，吟唱危难中的诗歌。

2008年11月13日是谦慈宝宝周岁，我们把这本《自由城的春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但愿她长大后，理解这段经历，学会爱，谦逊又慈悲，一生如那天下溪。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于北京BOBO自由城被软禁的家中

 后  记

2011年6月26日零点左右，我接到国保警察的电话通知，胡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年半刑满释放，正在被从监狱送回家的路上。我和胡佳的父母马上下楼与国保警察一起去了偏远的胡各庄派出所，等待约两个小时，又转移到中仓派出所，把胡佳接回家。原本是夜深人静的夏夜，却因胡佳回家躁动不安。环绕我们居所的各个路口警灯闪烁，重兵把守。

新生活的开始，也是旧章节的延续。当六年前开始跟踪我们的乳白现代车和灰黑马自达再次出现时，我感觉到窒息：重复的压迫和苦难，毫无新意的跟踪、软禁和监视，六年过去了，也许还要持续十年，二十年……直到中国真正实现法治。

7月8日我们在国保警察的陪同下抵达深圳，接托付给亲人的孩子。谦慈见到父母非常愉快，但开始的几天，一到夜晚，就拒绝父亲同我们住一起，驱赶他到屋外。起初一两个月，我们过得开心也艰辛。谦慈认为她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受到父亲的巨大威胁。再有父亲的教育方式不同，她不适应。那时她情绪波动大，快乐时飞上天，也几乎日日挑衅，甚至痛哭。我在言行中时时让孩子明白：妈妈永远是谦慈宝宝的妈妈，永远爱着宝宝，但父母的亲密关系，是不可以被母女的亲密关系取代的。毕竟胡佳花了大把时间陪孩子玩，耐心照顾她，父女之间很快形成稳定的相处方式。

而我与胡佳之间的磨合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经历了共同的和各自的深重创伤，内心都有积攒了太久却一直无法沟通的计划。被迫独自承担的三年半，重塑了我的性格；作为年轻母亲的体验，让我重新思考生活和生命。伴着刺痛，我们都已重生。渴盼了三年半的团聚终于实现时，却难以承受相互太多的期待。难免争吵、气恼和委屈。虽然我们约好不在孩子面前争吵，但每次她都极其敏锐地感知到，甚至加入“战争”，维护母亲，命令父亲：“爸爸，你不要再说了，就按妈妈说的办吧！”“爸爸，你话太多了……”逗得我心花怒放，搂着她亲。我没有办法，只好说服自己放弃所有的期待，放慢所有的步骤。争吵果然减少，我们慢下来相互体谅和舔伤，汲取新的能量。

我再次检视书的手稿，因心境变化，又删减增补了不少内容。8月19日，我把修改最终版本发给许迪锵先生，沉沉地睡了一觉：让一切过去吧，我要结束它！纵使便衣依旧软禁、跟踪、监视，我也要阻止过去的体验重复发生。我在寻找全新的东西，来挑战生活和面临的压迫。

一次在萧瀚家，我半开玩笑地对胡佳说：如果你再失踪，我会背上包，带着孩子出门去旅行，快乐地生活。他认真地略微惊诧地看着我：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你做不到的。萧瀚和他的爱人阿花抢着说：我可以保证，金燕做得到。我问胡佳：你失踪时，不正是希望我健康快乐你才放心吗？他点头不语。我知道他心里在说：我失去自由时，你若能替我继续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更好。

我确实还做不到。虽然胡佳也一直鼓励我“走出去”，专注事业和感兴趣的事情，但真正放不下的是我自己。我是胡佳太太，谦慈妈妈。我随时因他们的需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冰冻梦想，奔赴他们的召唤。我的弦紧绷着：警察随时会闯进我那温暖的小家，夺走我可爱的人儿。

8月末在庐山上，郭玉闪瞪大眼睛对我喊：天哪！金燕，你都没有自己了，你自己在哪？这是给所有不容于当局者家属，尤其女性们的一个命题。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开拓自己的路。

寄情于诗歌，是为了治疗内心伤痛给自己力量；记录胡佳入狱后我抚养孩子的点滴，是给缺席的父亲一个文字上的弥补；记下监狱、软禁监视等遭遇和生活场景，是想传递信息给相关人——在恶的体制下，也有从善的可能，坚持行恶者，迟早会受到来自司法和佛陀的正义审判。

感谢谦慈，启发我、陪伴我、爱我，使我忙碌，使我充实，使我丰富，使我勇敢，使我包容。无论发生什么，谦慈亲亲，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感谢婉雯、琼珠，在香港出版我的文字《自由城的春天》、《母女双推》和《外面风太大》。感谢阿高，帮助我把要表达的内容清晰又形象地呈现给读者。感谢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网友，他们阅读我的博客、推特和微博，分享我的喜怒哀乐，鼓励我往前走。《母女双推》的书名，来源于一名网友的建议。想要致谢的名单很长很长，足以另成一本书：我远在福建的父母和深圳的亲人、胡佳的父母、石头和明明、小娟、梁晓燕、BOBO自由城的邻居……被软禁时他们在窗外空地上奔跑跳跃向我挥手；孩子无法下楼时他们突破封锁送来奶粉和资讯；孤苦时总还有人凭着智慧和勇气绕过监禁者与我见面交谈，甚至有时只是远远地温暖地注视和呼喊；无助时总还有亲友、邻居设法帮助照看幼儿。

我也要感谢这三本书面世后的读者，选择阅读这些泪中带笑、笑中含泪的文字。请不要把警察先生们当成书的主角，之所以决定出版，是因为我想和读者们一起探讨：即使在专制制度下，在一个警察国家，人依旧有无限的可能。如何发掘？生活本身就可以是不妥协和反抗，不要把反抗僵化成生活，反抗者不要烙下压迫者的印记。

此时此刻，感念还在家牢里被孤立、处境日益艰难的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光诚的母亲和孩子，他们全家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今还在承受不能承受之痛和苦难，警醒我们法治不实现，迫害无休止。

也许我还需要感恩那些警察们以及监视我们的便衣、红袖章者和没有身份的黑衣人，没有他们制造的苦难，我也不会有今天的视野、胸襟和勇气。愿佛祖加持，让我强壮，怜悯他们。

今天完成这篇后记，作为与过去的告别，拥抱新的开始。

2011年9月15日

于北京BOBO自由城被软禁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