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患纠纷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具有血腥味。2009年6月发生了5起“血溅白衣”事件，因而成为医务工作者的“黑色六月”。再看看今年近期的案例：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大夫、博士生导师徐文被一名患者连砍21刀，险些丧命。

9月21日，武汉湖北协和医院一名七旬的患者因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纠集了10多个人，持械冲击医院，连民警均打伤。

8月23日，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械斗，患者家属一方和对方各一百多人发生群殴。

8月16日下午，一名持刀患者冲进东莞长安医院，对两名医生痛下杀手，造成一死一伤。

5月30日，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痛打主治医生，打断其双腿，生殖器亦被打烂。

4月19日，福建中医学院一名专家在大连“国医堂”医院坐诊时，被一名患者用刀捅死。行凶者从22楼跳楼身亡。

另外，据广东省和谐医患关系调解委员会主任周继华透露，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每年的医疗纠纷在2.5万—3万件，其中走上司法诉讼程序的有500—600件，占2%-3%。

造成医患纠纷日益增多，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是什么原因？常见的有这样几种：

1、医患关系缺乏沟通。由于病人不懂得医学知识，认为治疗无效完全是医生的责任，而医生或医院又没有详细解释，造成患者方对医方怀恨在心。

2、医德不好。有些医生对患者态度冷漠生硬，只知道治疗，忘了医生的职责：“有时是治疗、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3、有些医生钱迷心窍或玩忽职守，造成不应有的医疗事故，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4、缺乏解决医患纠纷的正当途径。比如：河北有一患者因肠梗阻，急需手术，被转院到天津南开医院。但南开医院迟迟不安排手术，只安排在ICU病房观察。每天8000多元的医药费，但患者的大小便都要家属护理。两天后，家属托关系安排手术时，患者已经死亡。患者家属上诉到南开医学会，在听证会上，南开医院认为患者死于原来的白血病，但患者家属出示的证据是死于肠梗阻；结果却是家属败诉。家属是个外地小公务员，因为考虑到自己的职位，才没有采取医闹；否则很可能采取极端行为。

5、有少数患者家属借机讹诈医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认为：医疗资源不足是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医疗资源不足，主要是因为公立医疗机构处于垄断地位，民营医院的创建和发展受到严重的政策制约。由于政策限制，如果不靠关系、贿赂，民营医院很难立足。

这个分析虽然有道理，但是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早就存在，在改革开放前更严重，但医患矛盾却是近些年才尖锐起来。所以医疗资源不足是原因之一，却不是主要的。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我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定位不准；二是医疗投入不足，而且配置不公的；三是我们的社会缺少宽容。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张教授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不仅病人是弱势群体，医生也是弱势群体。医生对患者具有检查权、处方权、手术权、人体检察权；但这些权利目前未得到普遍认可，致使医生行医缺少安全保障。其次，政府对卫生投入不足，缺乏医疗事故保险，由而把矛盾转移到医生和患者之间。而且，目前大部分医院虽然号称非营利医院，但实以赚钱为目的，因此过度医疗成为常态，重钱不重视患者。这导致发生问题后，患方对医方产生仇视心理。还有，就是文化的因素，宽容也意味着信赖，没有信任就没有医疗行业。可是目前社会道德的沦丧，医生唯利是图，病人讹诈医院，而且为了预防对方侵害，医患双方都加强戒备。比如有的患者偷偷录音，但更多的是医生为避免纠纷，让病人做过度检查。

以上分析是医患矛盾的普遍原因，下面是近年来的新特点。

首先，三大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使看得起病的人数大为增加，从而引起诊疗人次的剧增。这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行了十几年，暂且不说。农村合作医疗从2003年开始试点，2007年开始推广，到2010年底已经覆盖了8.36亿农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从2007年开始试行，目前也已经推广到全国，到2010年底覆盖了1.95亿城镇居民。看病人数的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发生医患冲突的数量，另一方面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缺，增加了发生医患冲突的概率。比如，2010年跟2005年相比，病床数增加了43%，医卫人员增加了29%。但同期的住院人次和总诊疗人次则分别上涨了97.3%和42.4%。

还有，近年来医疗费用越来越高，这增加了患者和医疗方的对立，甚至敌对。比如上述4月19日大连发生的杀医跳楼案，就是因为患者痛苦难忍且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

据统计，2007-2010年门诊费用上涨了39%，住院费用上涨了32.7%。而国人收入，据郎咸平统计：中国人的薪资总和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到了2009年的8%，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50%多的水平，比非洲国家20%的水平也差很多。这就说明依赖工资收入的普通人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的速度，而GDP的速度是8%-9%，所以普通人的收入水平能三年增加20%就不错了。同时医疗费用的上涨对所有人都一样，所以越是穷人，医疗负担上涨的越多，这就容易使某些人走向极端。

如何解决高医患冲突问题？首先，要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政府应该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2010年，中国对医疗卫生的公共投入只占GDP的1.9%，这个比例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很低的，南美国家大概在3%-4%，而发达国家在8%左右。我们国家财力是否能跟上呢？2010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8.3万亿，而政府的非税收入为11.6万亿，总收入为18.97万亿。假如公共卫生支出达到GDP3%的发展中国家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投入1.19万亿，只占政府收入的6.3%。即便只按公开的公共财政收入，也只占14.3%。这是公共财政完全可以负担的。

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于医疗行业。虽然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58号文件），但是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各地在审批民营医院或诊所的程序上几乎没什么变化。要真正达到效果，必须管办分开，切断政府卫生部门和公立医疗机构的利益关联，审批程序法制化，使得医疗机构的审批和监督都透明化。这就涉及到深层的公立医院改革。

其次，要并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至少使其不那么快的上涨。目前对大医院收费的主要控制方法是发改委直接定价。但是由于定价不合理（人力费用低，而药费和检查费高），而且医院可以通过过度医疗达到高收费的目的，靠直接定价无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猛上涨。专家们的意见是通过医保体系的付费方式来控制医疗费用，具体来说，门诊实行全科医生充当守门人，对其按人头付费；对住院病人的治疗实行按病种付费，以及总额预付制。当然对公立医疗机构来说，还要加上工资制。（参看顾昕的《走向全民医保》）目前，我国不少地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渐开始采用这些付费方式，并且有了初步的良好效果。

还有，我们需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避免医疗差错。医患纠纷起源于医疗差错，这种差错可能是医术不良造成的，但更多的是玩忽职守和疏忽造成的。严重的如做手术左右肢弄错，甚至弄错做手术的患者；轻微的如给患者发错药。由于各医院封锁信息，我们无法对医疗事故进行数据统计，但估计不是小数目。关于医疗管理，美国的老兵管理局（Veteran Administration，简称VA）的公立医疗体系是个成功的典范。（参看菲利普 朗曼：《最好的医疗模式》）。VA的成功主要在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建立了长期关系，并且他们最早使用了电子病历等信息化管理方式。就缩减医疗差错来说，VA率先建立了严格的操作规程，以及辅助性的信息化措施。VA使用信息化管理的结果使发药错误减少了3/4以上，成效显著。

对我国的大部分三级医院来说，信息化管理不成问题，但是怎样利用信息化减少医疗差错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美国的医院感染死亡很多是医生做手术时不洗手造成的，中国也一样。如何通过信息化管理让医生手术前一定洗手？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至少别人已经有的经验可以学过来，尽量防备由于医护人员没有按照操作规程而造成医疗差错。

此外，建立一个公正的医疗纠纷评判体系是必要的。在前文的案例中，河北患者如果要起诉南开医院,先要走仲裁程序，否则法院不受理。南开医院和患者之间的纠纷，要由南开医院所属的南开医学会来仲裁，而南开医学会的许多人都是来自南开医院的专家。这种关系使仲裁难能做到公平。如此开来，负责仲裁的医学会应该由和医患双方都没有关系的医学专家组成，这方面可以参考国外组成刑事案件陪审团的程序。如果象南开医学会仲裁南开医院的案子那样，就没有公正可言。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按张赞宁教授的说法，其中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条款对医院不利，可能会鼓励医闹。不过，法律是可以修改的，只要能走法律程序，总比发生暴力冲突要好。

再者，有些问题不是从医疗上可以解决的，比如社会道德的沦丧。彭宇案充分说明当今人们不敢做好事，这个恶果更体现在小悦悦案上。假如人和人之间有宽容信任的关系，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医疗纠纷了。不过社会道德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且需要整个社会的改变。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从根本上消除医患暴力冲突。但和谐社会不是呼喊来的，而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从而消除特权和社会分裂。当人们普遍感到人人平等时，就不会彼此猜疑甚至敌视，和谐社会才可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