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日，已经早上8点多了，还看不见太阳露出光芒。北京连续7天不见阳光了，盼望着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不管天气怎样，总算安全熬到了选举的最后一天，投出选票，就把压在心中的石头扔出去了。这样想着，好像心里也轻松了一些。

我昨天晚上住在葡萄园妹妹野靖春家。葡萄园是由6座4层的楼房围成的一个口字型大院子，我们小时候住进来时，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搭着许多葡萄架，葡萄爬满了架子，所以就叫葡萄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响应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在院子中间挖防空洞，把葡萄架都毁了，葡萄园没有葡萄了。这几座楼是苏联人建筑苏联展览馆（文化大革命后改为北京展览馆）时盖的，墙厚屋高、冬暖夏凉。楼房至今已经快60年了，所有的木头门都没有变形，连楼梯的水泥地面都还是光滑发亮的、木头扶手的油漆都没有脱落。我妹妹家的房子是我父母从东北调动工作到北京以后住的地方，妹妹最小，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去世后，这里成了兄弟姐妹聚会的地方。

一楼木头扶手的初端镶嵌在一个凸凹别致的水泥柱子里，这个坚固的柱子在今年的选举中立了一功，它救了韩颖一命。当海淀国保警察尾随参选人韩颖到我妹妹家楼下时，韩颖的双手死死地抱住它，同时拼命地呼叫“救命”，才拖延了几分钟时间，当野靖春跑下楼时，发现韩颖已经被这两个国保警察以流氓的方式拖向汽车。野靖春也扑过去抱住韩颖，围观的居民越来越多，国保没有绑架成功；否则，韩颖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呢。（已有详细报道）

我住在妹妹家是为了陪她一起去投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就怕妹妹在投票时发生意外，两人在一起，出了事也好有人知道。这些年来，我和妹妹同时被无故拘留的怪事已经发生过3次了。

妹妹照着镜子试着衣服，好像要出席人大代表会议似的。妹妹自制了一个大名片别在衣服上，她说“野靖春”这3个字不好写，要是有人选她，可别写错了字。8点15分，她的电话响了，香港记者已经到了百万庄8号院的大门口了。原来，昨天有记者打电话问她几点到投票站，她说8点半，人家记者就提前到了。妹妹说：没想到记者真的来了。

我俩赶紧下楼，一出楼门就看见了穿着运动服的警察小朱。他招呼着我们上车，妹妹说：你开车过去吧，我们走过去。我和妹妹走路很快，10分钟就到了。小朱紧紧地跟着，他说：两位大姐真行，再走远点我就跟不上了。

8号院在一片楼群中，6个香港记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们能找到这里真够棒的，这个地方离四面的公路都很远啊。我看见记者心里就紧张，我不是怕记者，是怕警察驱赶记者，甚至打记者。11月1日在小红门吴丽红家就有日本记者跟着吴丽红拍摄到乡政府的过程中，被小红门派出所的警察打了，把摄像机都抢走摔了。可是今天很奇怪，记者的周围竟然没有一个警察！

妹妹走进8号院，记者在后面跟着。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从大门进去向东走，再向北走，再向东走，再向北走，远远地看见了红色、绿色、粉色的彩旗。走近了，看见红色横幅，看见了十几个警察，才到了投票站。为什么把投票站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警察们都是展览路派出所的，都认识，但是今天他们看见我们，都装作不认识，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还有3个穿便衣的，其中一个是所长，另一个是西城公安局的大官。我举起照相机，准备以警察为背景给妹妹照相，立即，所长和另外两个便衣就钻进汽车里了。

记者们没有到投票站，他们6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在远处的拐角远远地看着。

妹妹站在台阶旁边，希望有选民跟她说话，但是，站了很长时间，稀稀拉拉地来了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来这里投票的都是退休的人，单位的人都在单位的投票箱投票。

我发现，6个记者又朝我们前进了十几米，还是紧紧地站在一起，不远不近地看着。

我和妹妹进入投票站。

屋子里摆了一排桌子，坐了6个人。第一个、第二个负责看选民证，然后在登记表上找出名字，在名字前面画个对勾，再发给选票；第三、四、五、六人是指导填写选票。照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让老人在选票上前两个候选人名字上画表示同意的圆圈。还有一个人站在票箱旁边，应该是监票人了。（韩颖在初步候选人被拿下来那天，也被选为监票人了，但是，5号开监票人会议，警察竟然堵在家门口，不许她出门，连送孩子上学都不让，孩子都被吓哭了。妈妈参选，孩子遭殃，天下选举，奇观之一。）还有居委会的主任、副主任，七八个人在屋子里站着。

来投票的人很少，坐在“写票处”后面的工作人员看见我在照相，赶紧离开了座位，剩下一位坚守岗位。妹妹在空位子的桌面上填写选票，这一位还不放心，伸直脖子看着。她发现妹妹在前两个候选人的名字前面画了X，立即说：“选票上必须同意两个人，你只同意一个人，这张选票作废了。” 妹妹问：“谁规定的？”她说：“法律规定的。”妹妹说：“哪条法律规定的？”

她不回答了，光看着妹妹。

妹妹一边说话一边在“另选他人”栏中写下了“野靖春”3个字，然后对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这张选票现在有两个我同意的人了。”那人没有再说话。

野靖春投下了“神圣”的一票。这一票，连废纸都不如！这是中国基层伪民主假选举的最后一幕！

走出投票站，发现6名记者已经到了跟前，他们还是紧紧地站在一起，正在听一个妇女嚷嚷：“我10分钟前才拿到这个选民证，让我来投票。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介绍候选人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知道是当什么官的，他们给老百姓干过什么好事？……”香港记者们的摄像机记录了这一段内容。

记者们看见妹妹野靖春出来了，摄像机的镜头就对着她了，小声跟她说：“到远一点的地方，用话筒采访。在这里不敢拿出话筒来，只要拿话筒，警察就该阻止了。”

我们拐过两道弯，记者们迅速拿出话筒让野靖春说话。后面跟着的便衣警察没有阻止，他们也在拍摄。

记者的问题都很简单。

问：里面情况怎么样？

答：里面没有警察，我姐姐照相也没人阻止，他们的人也在照相。投票过程很顺利，但是感觉不正常。

问：怎么不正常？

答：首先，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向大家说明有一个秘密写票室，所有投票的人都是在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画选票，工作人员还指着选票上的名字让选民划上。我投票的时候也一样，工作人员跟我说：你这样画就是废票。

问：您为什么要竞选人大代表？

答：我们已经维权13年了，政府、法院，哪一条路都走不通，尤其是公检法不依法办案、枉法裁判的问题太严重了。法院永远都是一句话，都是“上级有指示”。这样，我们就希望找到人大代表帮我们，因为人大代表有监督法院的职责。但是，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大代表，代表个人的电话是保密的。即使给代表的单位打通电话了，也总是说不在，开会去了，出差去了，永远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想参选人大代表，要帮助弱势群体，我们13人的联合宣言中就公布了每一个人的住址和电话。

问：你有当选的可能吗？

答：没有，因为公安方面的人早就说了：就是一万个人选你，你也当不上！

问：你下一届还会参选吗？

答：我要看身体状况。

回来的路上，我们到书店买了几本书。这时，何德普先生打来电话问情况。本来他也要到投票站，来给野靖春拍照片，但是警察不让他出门。我妹妹说“投票了，很安全，正在买书呢”，何德普就放心了。在电话里，妹妹还说“一会儿到我姐姐家拿材料，给法院送去。下午到小红门吴丽红家看看。”

10点，我和妹妹坐着展览路派出所的车到了我家。进门才10分钟，门铃响了，广外派出所的田警官来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归海淀和西城公安局同时管理的，市公安局下指示死看死守，同时给两个公安分局下通知。在投票的前一天，海淀大钟寺派出所的所长就打电话问我：“这两天怎么安排？”我说：“放弃在海淀的投票，不进入海淀区域了。”他说：“那我就向上面报告啦。”所以，警察就没有跟着我。而妹妹野靖春有投票的演出内容，所以警察就一直跟着她，可能是担心她在投票过程中给人家砸场子，造成恶劣影响。

我奇怪地问田警官：“你怎么来了？我已经跟大钟寺的所长说了，不投票了。”田警官说：“听说您要去小红门，领导有指示，不让去。”我说：“你们的电话监听太给力了！我们下午才去小红门呢，吴丽红已经投票了，选举都完了，为什么还不让去？”田警官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今天和明天不准到其它选举的地方去。咱们还是到郊区去吧，要不然我就得在您家门口过夜了。”两个派出所的警察商量好了，带我们一起到了郊区的一个温泉度假村。

这一天的电话很清静。

晚上吃饭时，一个一个的采访电话不停地打进来，我一次一次地离开饭桌到外面接听电话；妹妹也一样。电话都是先说：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还有一位记者急切地问：你和妹妹都安全吧？网上传说你出事了。我很奇怪，因为我给家里人和朋友打电话都很正常啊！哦，想起来了，一直没有电话打进来，都是我打出去的，有人给我的手机设置了“不接听”的功能。

我只不过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基层选举，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悬挂的标语内容），结果，我的微博被限制发言了、电话被限制功能了、邮箱无法打开了。政府挂的这个标语是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样的政府还讲信用吗？政府所说的民主是什么，就是不让人说话吗？我跟任何人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没有胡编乱造、没有煽动颠覆。我觉得诚实、说真话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果一个政府连这个最基本的品格都容不下，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吗？

这一天，其他参选人也都安全度过，我放心了，一块石头落地。9号中午回到家，没吃饭，一直睡到下午4点。

后来我才听说，公安局给下面的指示是：野靖环要到小红门煽动群众给吴丽红投票。小红门郭家村就剩吴丽红家的一座房子了，其他村民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上哪儿去煽动啊？我要去小红门的一个电话（给吴丽红打电话，被警方监听），让政府花掉维稳费2600元（温泉度假村的费用），还不算警察、警车的费用，还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值不值啊？当然，对我来说，这样的待遇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要是前些年，早就抓起来了。

这样的社会状态正常吗？是和谐社会吗？不是。政府只要肆意打压、无视民众诉求的做法不改变，不能倾听民意、疏导民怨、服务民众，说什么和谐社会都是对民众的欺骗，都是对民主的强奸！有记者问我：下一届选举还参加吗？我回答：只要我不死就参加！杨凌云大姐也是这样答记者问的。当然，大家都盼望这样的选举闹剧是最后一场，让它成为历史，永不再现！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

后  记

11月9日下午，野靖春从郊区回来后就到了百东选区投票站查询选举结果，居委会主任说：“还没统计出来。”野靖春问：“不是今天上午就唱票吗？”主任说：“没在这里统计，我不知道。”

11日，野靖春和何德普一起来到展览路街道办事处选举办查询投票结果，负责选举工作的女领导说：“我们这里没有统计数据，你到居委会问去吧。”

何德普说：“你这里不可能没有选民投票的统计结果。按照常规，数据在投票的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就上报给你了，要么你说‘数据有，就是不告诉你们’，要么你就把选举结果告诉我们。根据我们的统计野靖春女士的得票率是非常高的，有可能已经当选，希望你们不要压制选民的意志，野靖春女士在21个投票站中，各得了多少票你们不要隐瞒，应该马上公开。”

负责选举工作的女领导说：“这件事我们得请示，一有结果我们马上通知你们。”

野靖春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选举办。但是，一直到周一，野靖春也没有接到选举办的电话。

星期一上午8点50分，野靖春、何德普再次来到展览路街道办事处选举办询问投票结果。因负责选举工作的女领导去开会，野靖春、何德普只得离开。

下午野靖春又一次来到展览路街道办事处选举办询问投票结果，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说：“你到西城区选举办问去吧。”

野靖春说：“上周五我来问，你让我去找居委会，现在又让我到区里问，到底应该到哪里去问？你坐在这里就是为了拿老百姓踢皮球吗？从你这种隐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你心中有鬼！你告诉我，选举的票数保密吗？”

她答：“不保密。”

野靖春问：“不保密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不回答了。

野靖春马上又来到人大的卢主任的办公室，问：“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得了多少选票？”

卢主任说：“文件没有规定要公布所有人的得票数。”

野靖春问：“文件有规定不公布所有人的得票数吗？”

卢主任说：“没有。”

野靖春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认为支持我的选民很多，我有义务把我的得票数告诉我的选民，向他们有个交待。”

卢主任问：“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票数吗？”

野靖春说：“一定要知道，必须要知道。”

卢主任无可奈何地说：“那我要请示区里，明天给你答复。”

北京是15日公布当选的人大代表名单。

2011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