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原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主使，其直属产业宣武拆迁开发公司经手，以奥运危改工程需要为由，按“先拆迁后安置”的政策，将我父亲租赁的一套三居室及我兄长购买的3间平房，在没有任何安置和补偿的情况下强拆，致使我年迈的父母与我兄长两家人食宿街头。

我和妻子都是残疾人（持有政府核发证件），孩子尚在学校读书，我们有3间私属住房，是70年代自建的，但在这次奥运搬迁中，也被强拆，仅得到政府的补偿及补助共11.5万元。另外，我和兄长的两处商用房——我们在此做小生意已20年——也遭强拆厄运。为此，我和兄长加入了弱势民众依法维权的大军，风餐露宿，四处上访。

二

由于强拆，我叶氏三家——父母、兄长及我——流离失所，但这还不算，我们三家的财物也在强拆中被洗劫一空。强拆时，由于我们未能在现场，拆迁开发公司便将我们的大部分财产用车拉走，另一部分埋在推到的房子废墟中，为此招来了不少拾荒者。事过已近9年，我们的财物至今还扣留在政府的看管处，我们一直坚持追索，但终无结果。

我和兄长均是多年的先进个体经营者，在改革开放中勤劳致富，并且我们都热心公益事业，将自己的财富回报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政府的强拆中，我们失去了住房、产业、工作，倾家荡产，成为赤贫。

更令我们愤怒的是，我的老父亲在房屋被强拆过程中遭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殴打，头破血流，而肇事者扬长而去。次日我们寻到家父，他已奄奄一息。我们向市、区两级政府反应此事，他们则置之不理。

三

我叶氏三家横遭劫难，但我们还是信赖党和政府，相信他们会还给我们公正。我们在非典期间，忍辱负重，四处奔波，逐级走访各级党政信访部门，但是，我们无缘受到党的仁德，得到的却是警察的辱骂、推搡、殴打，至今不堪回首。

对我们蒙受的厄运，党和政府没有落实政策，也没保障我们的人权；相反地，倒是国际国内的许多正义团体、仁爱之士对我们给予同情、关注和帮助。

由于强拆后，我和妻子没了住处，也没了生计来源，孩子也被迫辍学，而且辍学后，他又找不到工作。而且，我家申请低保，政府亦不批。2004年，绝望之中，我在天安门前跳金水河自杀，唯求一死百了；不料我被救起，之后送进看守所。

因在天安门前跳河，北京司法部门以寻衅滋事罪，判我坐牢两年。在监狱中，因为我坚持申诉，遭到狱警毒打，致重伤。刑满释放后，我继续向党和政府伸冤，并在网络上陈诉我叶家的冤情，但是，公安部门指控我给党和国家抹黑；我的侄子因为在电脑中为我储存给政府的申诉文件，也受到牵连。我们叔侄俩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

2004年，我兄叶国柱向北京公安局呈交游行申请，以抗议政府强拆、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结果被逮捕，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4年。他坐牢期间，遭受酷刑，致伤残。他刑满未出监狱，又以当年申请游行的事再次被逮捕；最终他因为担忧家人而被迫与政府签约，后被取保回家。

四

我叶家遭不幸，至今近9年。我忍受病痛、饥寒，四处上访，债台高筑；我给各级党政部门寄发诉求材料已2万余封。

2006年，经天桥办事处、信访局、民政部、残联、公安局等有关部门核实，根据我露宿街头的实情，我一家被特批搬入政府廉租房，并拿到了低保。特别是公安分局党委发文提议宣武区政府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该区党委和政府对之不理不睬。我感恩道谢帮我救我的清官，但坚持向各级党和政府提出我的诉求：

（一）归还并依法赔偿扣留我们的全部私有合法财产。

（二）循法依规，重新安置，并补偿我的两间被强拆的私房。

（三）依法重新审理对我的不公正判决，还我清白。

（四）如现行政策条件允许下，给我和妻子提供新的生意场地，使我和妻子两位残疾人重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