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6日，廖双元在杭州金彪家被当地国保强行带走，17日（农历大年）晚由贵阳警方带回贵阳。

2月18日（周五）是贵州人权研讨会聚会日，当晚9时左右我回到家，黄燕明先生来电话说，他们辖区派出所的人无端拍打他家的门，并扬言要带走他。电话中途被断，当我再打他电话时，而无法接通。情急下，我打开skype，看到燕明在线上，但一会儿，他那里就传来了争吵声，我听出是一些人闯入了他家里，不管燕明如何据理力争，可还是被来人强行带走。

此时，我家门外也是人声嘈杂，门被拍个不停，是辖区派出所的人，声言要带走我和双元。由于双元未在家，我拒绝开门，并对派出所的人说：“不管是哪儿，明天再说。”一会儿，派出所所长亲自来了，希望我们夫妇配合一下。他态度不错，我对他说：双元没在家，今天我是不会随你们去的。

2月19日，辖区派出所的人又来了，一再对我们承诺：这次只“出去”两三天。于是我们夫妇与陈西一同被带到了贵阳市郊外的“栖碧山庄”。2月20日深夜12点，我正在双元的房间（我们夫妇各处一室，分别有人看守着），突然闯进几个人，扬言要带走双元到区国保做笔录，并说陈西已被带走了。我与双元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说“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你们要做什么笔录，为何不早点来？今晚我们不去！”在我们的一再拒绝下，他们很不情愿地离去了。

过了不到半小时，区国保向某带着5、6个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强硬地说：“这一次，你们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坚决地说：“今晚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去的，你要动武，那我就把这半条命交给你好了！”“我们夫妇今晚飞不了，共产党也不会在今晚垮台。我们已经被你们无端剥夺了自由，难道还要任由你们宰割吗？”僵持了好一阵，他们又再一次离去。

为了双元的安全（国保无数次咬牙切齿地说要收拾双元，之后也终遂了他们的心愿），我决定不离开双元住的房间（里面还有两个看守）。半夜4点左右，国保贾述琪带着几个彪形大汉来了，态度倒是和气，说要给廖双元做个笔录，希望我出去一下，并答应不用暴力伤害廖双元。于是我回到了我的房间。

一周后，我们3人被转到“林城小碧度假村”。3月18日，经过抗争，我和双元才回到家。陈西则被软禁到28日，才被释放回家。这一个月的“度假”，国保人员没少打扰我们。就在我与双元被强行带离的期间，国保人员还断了我家里的电。

3月25日，我在贵阳老客车站上68路公交车时，10多个人，包括国保、派出所所长、警员及巡防员，在众目睽睽之下，要强行将我带走，由于我抢先一步上了公交车，他们才没有得逞。但廖双元却被堵在了家里，国保是在门外踹门，并气急败坏地叫嚣，要把贵州人权研讨会一网打尽！这一次，我与双元坚决不“配合”，终于没被他们带走。

3月30日廖双元、陈西再次被迫“旅游”，到4月4日晚才回家。而这期间，我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在“林城小碧度假村”被软禁了5天5夜。

5月30日晚11点40分，廖双元在回家的途中，被辖区派出所王教导员带人非法绑架，送到“林城小碧度假村”软禁；而我被5个人监控，对此毫不知情。6月1日，我甩掉跟踪的人，打电话与陈西联系，陈西说下午我们要被再次带走，并说警官就在他身边。陈西告诉我，我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去。我对陈西及这位警官说，找不到廖双元，我是不会去的。随后我关了手机，离开了贵阳。

之后的一周里，国保把我的家及我兄弟姐妹的家都控制了。6月6日（端午节），为了与母亲过节，我从外地回到母亲那里。到家后，我大妹说，老廖打电话来说，他也要回家来过节。吃饭时分，我们大家是左等右等都不见双元，电话又打不通。正纳闷，一巡防员提着一提粽子来到我大妹家，说：“我们王教导员请廖老师吃饭，他就不过来了，这些粽子是廖老师让我送过来的。”由于双元没来吃饭，母亲闷闷不乐，饭也不吃就休息了。

晚上我回到家后，到深夜也不见廖双元回来，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肯定出事了（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廖双元在5月30日就被绑架了）。情急之下，我去了辖区派出所，但是那里也没有双元。回到家之后，我给王教导员打电话，要他确切地告诉我，廖双元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王只得承认廖双元在他们的手上。他说叫我别急，双元会回家的。

我深知国保的残暴，连夜写了《国保公安任意践踏人权非法扣人》一文，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6月7日清晨，我给王教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去派出所，也没找到他。直到中午，我才与王教取得联系，他说要请我吃饭。饭后，我要求王教送老廖回家。他让我先回家，晚上廖双元就会回来。事后我才得知，6月7日，廖双元在关押地“林城小碧度假村”，遭到国保的非法审讯，并被殴打、虐待、折磨，如扇耳光、冷水浇身、用毒针草（贵阳方言称“荷麻”）刺扎等等。（详见《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5期：《高原勇士廖双元再遭黑帮黑拳头》）。

6月8日，我们夫妇与陈西又被“旅游”了一天。回到家之后，邻居告诉说，我们夫妇离开家后，区国保代应勇带着7、8个人，请背篼（给人背东西的人）背上楼一个四方盒子，在我家忙了一天，并狂妄地宣扬“看他俩口子还敢去参加集会吗？！”好心的邻居劝我们说：“你们就别去参加什么集会了，他们是惹不起的。我看着都害怕。”那天我们深夜12点以后才回家，当时这帮家伙还在院里。

6月30日下午，我们夫妇与黄燕明、莫建刚先生等相邀去打“保龄球”，还未到场地，就看见黄燕明先被一个大个子国保扭住，燕明与之抗争。我们和建刚正要过去，一大群国保人员蜂拥而至，或拉、或扯、或抬，将我们强行拖上车，拉走，我的手臂被捏青。我们夫妇被带到派出所之后，当晚又和陈西一道被送到了“林城小碧度假村”，软禁了3天。

7月16日清晨，我们夫妇与陈西先生再一次被“旅游”了6天。

从2月“茉莉花行动”以来，我们夫妇被10多个公安巡防人员24小时轮番地监控和跟踪，其中的争吵与摩擦不断。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承受了人身自由被剥夺、尊严被亵渎、人格被侮辱的极大伤害。这一次次的软禁及“被旅游”，国保及公安都未向我们出示任何相关法律依据。可以肯定地说，国保及公安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是中国政府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佐证。这其中所施行的暴力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

作为人权的坚定捍卫者，倡导和宣传人权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及不容侵犯的。用生命来捍卫人权，是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员大家的共同心声，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在这其中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可我们捍卫和宣传人权的决心却是任何邪恶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2011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