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一直面向良心犯（因维权、民运、信仰等原因坐过牢的人）和良心犯家人传福音，其中不少朋友接受了主耶稣，信了主成为基督徒，如储海蓝（丈夫刘念春2次坐牢，共6年）、王军鹰（丈夫王万星因纪念六四被关精神病院13年）、贾建英（丈夫何德普坐牢8年）、杨靖（坐牢8年）、任畹町（坐牢2次，共11年）、韩罡（坐牢11年）、高玉祥（坐牢1年多）、高洪明（坐牢2次，共10年）、胡石根（判20年，坐牢17年多）、何德普（坐牢8年）、严正学（坐牢2次，共5年多）等等。通过大家在一起学习《圣经》，主耶稣的大爱（连仇敌都爱）进入了大家的心中。

出于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20多年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的主内肢体也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处于患难中的家庭教会、主内肢体。如1992年山东济宁多义沟“耶稣家庭”教案（郑元苏牧师被判了12年），1994年北京缸瓦市教案（杨毓东牧师被拉下讲台），2000年辽宁鞍山教案（李宝芝姊妹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2003年浙江萧山凸渡沙教案（教堂2次被强拆）。因帮助这些家庭教会、主内肢体，1995年我们被劳动教养，高峰弟兄2年半、我和刘凤钢弟兄2年；2003年我们被判有期徒刑，刘凤钢弟兄3年、我2年、张胜棋弟兄1年。在狱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狱中的苦难使得我们更加依靠耶稣，使得耶稣的大爱（连仇敌都爱）更加进入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基督信仰，我们的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恨。

近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如学者、白领、大学师生等）中基督徒越来越多，在中国民间人士（如维权人士、民运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等）中基督徒越来越多，如在北京，在普通人群中基督徒的比例大约为2-5%，而在民运人士中基督徒的比例可以达到20-50%。于是，一些人开始关注家庭教会，开始关注以民间人士为主的家庭教会。于是，一些人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民间人士（维权人士、民运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等）参加家庭教会只是来利用家庭教会搞“政治”。事实是，作为基督徒个人、个体，我们是关心政治、追求民主；可是我们到家庭教会中来，我们带领家庭教会，我们只是来学习《圣经》的，只是来接受主耶稣的，只是来具有耶稣那样大爱的心的（连仇敌都爱）。

具有了基督信仰，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穷人也爱富人，富人也爱穷人，富人就会甘愿与穷人分享政治、经济权利，就会具有公平、公义、公正，就会具有民主、自由、人权。没有基督信仰，没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穷人不爱富人，富人不爱穷人，即使穷人通过斗争获得了政治、经济权利，也会被富人及暴发户再次抢夺过去，也不会具有公平、公义、公正，也不会具有民主、自由、人权。我们关心政治，追求公平、公义、公正，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并且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惜将牢底坐穿；而只有耶稣，只有基督信仰，只有耶稣的大爱（连仇敌都爱），才能带来真正的公平、公义、公正，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自然我们愿意一生都交给主耶稣，愿意一生都来为主耶稣传福音。

我们关心政治、追求民主，我们愿意一生都交给主耶稣，同时我们坚持政教分离。为什么?虽然，一些人（包括很多基督徒）想当然地认为：“由于教会最圣洁，教会直接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会最圣洁，教会直接提出的道德标准也会最圣洁”；因而想当然地认为：“教会应当直接从事一些具体的政治活动（政教合一），教会应当直接提出一些具体的道德标准”，可是事实是，当教会不再以耶稣为首领，而是与政治联合后，教会就会成为政治的奴仆。如在中世纪，一些教会为了迎合政治，鼓吹“君权神授”，使得人民被迫接受“顺从统治者欺压”是重要的道德标准，使得统治者想当然地认为“肆意欺压人民”也是符合道德的。因此，我们关心政治、追求民主，我们就更加珍惜教会的这个属性——政教分离，教会只是来改变人心的；我们到教会中来，我们带领家庭教会，我们只是来学习《圣经》的，只是来接受主耶稣的，只是来具有耶稣那样大爱的心的（连仇敌都爱）；教会不是用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教必须分离。

近几个月来，守望教会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基督教，开始关注中国家庭教会。作为家庭教会，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就曾接待了一些新闻媒体朋友的到访，如加拿大环球电视网、西班牙电视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比利时广播电视台的朋友等等。这些媒体朋友看到了我们众肢体（其中不少是中国著名的良心犯）在一起学习《圣经》的过程，看到了我们通过学习《圣经》，更加立志要效法耶稣，来具有基督信仰，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

2011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