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荣剑先生2013年2月27日根据一个讨论会写的一篇文章，参会的是几个很有头脑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命运关注切切，但其中的分析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可以说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至于孰是孰非那是各自的自由心证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基于《李克强传记》引发出来的。这本传记为香港明镜出版社，传记作者为林青埔、赵京华，罗小鹏为此这本传记写了序，题目叫做《党天下的总理难当》，其一贯的逻辑是将这个党专制视作皇帝专制的一个变种，然后将帝制之下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移植到党首与总理的关系上予以论证。其实，这样的比照本身就存在方向上的缺陷，至于是什么缺陷各位自己判断好了，至于其形式上的相似则是作者的精妙之处，分析的入木三分。

　　罗小朋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近日来在京城的思想圈子里有所流传，有所议论。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显然还不太适合在目前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进行讨论，其中原因不必详解。在我最初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从“总理”这个角度切入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现有体制最高权力配置及其效果，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他把中国体制运行集中于少数几个关键政治人物上，的确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人。对社会公众来说，“总理”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指国务院的一个最高职位，其实它还承载着许多尚未被时代风雨清洗掉的历史记忆，比如作为总理典范的周恩来，可能就是维系执政党在文革期间所剩无几的合法性的惟一象征。自周以来，历任总理不再具有神圣光环，几届政府的治理绩效如何，民间时有评论，但是把总理作为一个“难题”来谈，这还是头一回。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和王瑛商量，由我俩分别约上学界几个朋友，围绕罗小朋这个话题，深入地谈一谈。

　　这回是由我做东，于9月1日在紫玉山庄会所银树楼聚会，邀请的朋友是：金观涛、刘青峰，王瑛、周为民（蛇口）、翁永曦、杨冠三、张维迎、盛天启、周为民（中央党校）、周志兴和尚红科。两个周为民同时参加，也算是这个聚会的一个小花絮。

　　聚会是由杨冠三主讲，这位中国体改所的“老人”，历经坎坷，志向不移，一直在从事着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被其14岁的儿子斥为“康梁余孽”。冠三显然很满意儿子这个评价，他向儿子请教，我们能不能搞辛亥革命？儿子回答道：“辛亥革命问题我没有研究，你给我点时间，过几天给你答复。”几天后，他儿子的回答是：中国不可能再发生辛亥革命。问为何？他说“朝中没有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他还问他父亲，张木生是不是认识，他怎么这么幼稚？爹说认识，为什么说人家幼稚？儿子的回答是：这好比人类已经直立行走许多年了，有火了；突然有人建议人类再回到树上生活。听到这里，众人大笑，直呼精彩，真是后生可畏。我上来先写这一段，是想说，我们这一帮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在各种场合自以为是，高谈阔论，忧国忧民，在后生们眼里，是不是已经完全过气了，余孽而已？不管这些了，先听冠三讲吧。

　　冠三最近刚去了美国，临回国前和罗小朋有过长谈，这是我和王瑛请他主讲的主要原因。罗的文章是在去年写的，在海外也发表过多次，好像经上海朱小平私下推广，才在国内逐步流传开来。文章写的非常冗长，有四万余字，从古到今，宏大叙事，读完是需要有些耐心的。为便于理解冠三和其他人的相关评论，我把罗文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1.问题的提出。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新的总理能否顺利做完两任，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罗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即仅仅从权力斗争或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2.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罗借助于福山的观察视角，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完成了中央官僚体系的建构，尚未向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二阶段即法治国家和第三阶段即可问责政府过渡，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形态尚处在前现代状态。中国中央官僚体系存在着两大传统，即皇权和相权，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一直保持着对皇权的一种张力。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3.辛亥革命之后，帝制终结，相权的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但是，到了毛时代，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这就提出了罗小朋的核心问题：党天下的总理传统。毛有帝王之气，而周则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种不同的领袖气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但党天下毕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创造党天下的治国传统。党天下与家天下之区别，不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开创了党天下总理角色一些重要传统。

　　4.第一个传统，就是党天下的总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威，也不能挑战重大问题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原则。第二个总理传统，就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之间建构了一种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增强了党天下的正当性，当然也增强了红色总理相权的政治基础，为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来自党外的政治资源。第三个总理传统，来自他超群的外交才华。

　　5.由于毛所具有的无限权力欲，使得他和周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中。毛不断扩大自己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削弱乃至铲除周的角色所依赖的其他权力资源，最后导致一个双输的局面：周输在生前，毛则输在死后。

　　6.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领导核心出现了一种双层领导的格局，中共元老集体行使最高权力，胡赵行使执行权。如果胡赵能打开局面，建功立业，那他们就能接班；但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要准备付出个人的政治代价。在这种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实现了这样几个政治目标：维持中共元老的团结，同时减少元老的分歧对改革探索的直接干预；邓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权威支持胡赵推动改革，同时也利用元老的集体权威，制约胡赵。这种安排自然也意味着，一旦元老之间分歧难以调和，或者胡赵与元老，特别是胡赵与邓的分歧难以调和，政治危机就必然爆发。

　　7.1980年建立的双层领导体制在最初几年有一个蜜月期，无论是中共元老之间，还是元老与胡赵之间都比较融洽。正因如此，这个双重领导体制很快就推动了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具体表现，就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这三大改革形成了经济市场化难以逆转的局面。在这三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和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意义更为重大，是使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最关键的一步棋。原因就在于，这步棋从此把中国地方官员的利益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8.从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通过财政分权而促成了中国地方之间的制度变革竞争，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演变。历史表明，同一文明内部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制度竞争，是推动该文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赵紫阳对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给出的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奠定了赵紫阳在中国宰相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9.后邓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主要表现在中共道义和精神的退化，在新的政治生态下，那些能够与低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共产党人，那些更在意守住人格尊严底线的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竞争力。党天下更需要奴才，而不是人才。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又一次完成了从造反文化主导向奴才文化主导的转折。邓的政治智慧在于，他终于明白了维持皇权与相权之间张力的重要性，一个不可能挑战最高权力，同时又懂经济的总理，是维系党天下的需要。中国开始向制度化交接权力、一帝一相的传统治理结构回归。

　　10.赵紫阳的遗产，尤其是赵紫阳实施沿海对外大开放的战略，成就了朱镕基的财税改革。朱强力提升中央财政比重，遗留下许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尖锐化、地方横征暴敛、公共投入不足，但都未引发严重后果，原因就在于，赵所开拓的沿海全面对外开放大格局，让朱有空间解决中国经济的两大难题，一是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二是提升国企效率。中国沿海“大进大出”的经济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格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11.朱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地方官僚集团发现，只要他们愿意和中央官僚集团分享利益和财富，中央官僚集团并不在意他们如何来盘剥本地和外地民众。正是在税改之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空前有利的政治环境。

　　12.朱作为总理，留下的最积极的遗产是加入世贸组织。虽然江对这个决策的政治决心是最重要的，但朱功不可没。江朱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方针，两人最为共同之处，就是对西方文明发自内心的向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朱还留下一份积极遗产，就是重视发挥专业官僚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中的作用。这当然是出于加强中央金融和财税集权的偏好和政治动机，但朱促进了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罗小朋以上所讲的内容，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叙事”部分，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领导人，尽管还在世，还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但基本上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对于罗文的全篇布局来说，重点其实是在“现实叙事”部分，而读者如有兴趣看完这篇长文，大概也是希望能够获得对于还在台上的领导人的一个评价，即所谓的“总理难题”在最近十年里是如何呈现的。这首先为我制造了一个“难题”：如何在目前的公共话语环境中把罗的“现实叙事”部分真实地再现出来。如果原汁原味地复述，那肯定会遭致不测，惟有以现在执政党能够接受的或者社会主流的话语方式进行处理、淡化和转述，或才可能将一个富有启迪的话题置于公共讨论平台。我是以这个原则来解读罗小朋对“胡温时代”的总理难题的相关论述。

　　对于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罗小朋的判断并未出乎社会普遍共识，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开始全面转向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日益对立之势。所谓“胡温新政”，并未扭转这个趋势，反而愈演愈烈，用罗自己的话说：“中国的权贵利益发生了连他们自己也梦想不到的膨胀，从而把党天下置于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从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来看，是处在全面退化状态，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已经沦为完全的暗室交易，为维护执政党的共同利益，不得不牺牲最高领导成员的能力和资质要求。这一代领导人存在着社会人格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基本是在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自主性和政治自由，同时又充满政治迫害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为了适应这个表面上高度政治化、实际上政治风险四伏的“新社会”，他们必须有许多“策略性”的表现，不用自己的语言思考，也不用自己的语言去交往，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信息和知识质量，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在罗看来，这十年可谓泛善可陈，虽然在处理三农问题上温比其前任有明显长进，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知识分子和民间维权运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并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持续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切实可行的改革行动，完全放任权贵资本的发展，无视民间底层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扼制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使所有的改革主张都流于对空喊话的游戏。这些都表明，党天下的危机，已临近生死存亡之际。

　　面对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罗小朋也开出了他的药方，这个药方不是民主直选而是地方自治。罗认为，中国要在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关键在于横向秩序整合创新，以“地方对口支援”机制，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化关系，由此推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新的权力结构安排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这种政治形式有可能为发展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用地方自治来带动社会自治，扩大政治自由的政治张力。

　　在尽可能周全地把罗小朋的“总理难题”要点陈述出来之后，该轮到杨冠三发言了，他作为主要评论人，也是罗小朋的老朋友，毫不客气，上来就打罗的板子，认为已经被批的体无完肤的东西，怎么又拿出来了？当然，冠三对罗的才华评价很高，特意强调他是当时发展组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水平远高于王小强和周其仁，认为罗的最大优点是敏锐，善于从一篇报告中发现最有价值和核心的观点，同时，读书多，思想火花也多，但致命的弱点是缺乏逻辑性，缺少逻辑思维能力。对于罗的这篇文章，冠三基本予以否定，也是基于罗的逻辑性差，前后矛盾，文章没法看，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不值得讨论。为证明这个判断，冠三指出了罗文的几个主要矛盾之处。比如，针对罗的地方自治论，冠三挑出的毛病是，罗给出的药方是有问题的，先是赞同地方自治，主张强化郡县制，后面给出的药方是地方大员兼任副总理，并进一步主张总书记、中央直接任命县委书记，这就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这个批评言之有理，但是从这个批评出发，把罗文一锅端了，显然不尽合理。

　　我注意到，杨冠三对罗小朋文章的彻底否定，是基于他和罗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个立场不符合他儿子所扣给他的“康梁余孽”这顶帽子，他更像是“孙黄”式的立宪派。冠三觉得，罗文最严重的问题是和现今许多文章一样，把不能破除一党专制、党天下当做不能动摇的一面墙，是把共产党的千秋万代作为一堵墙挡在自己的前面。他对罗说的话是：“我为什么对你的观点持全面否定态度，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三岔路口，咱们已经走到邪路上了——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不能叫权贵资本主义，而应该叫权贵社会主义。三岔路：一条继续走，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另一条往前走，就是反对一党专制，走向宪政民主。还有一条路就是所谓的往回走，文革、新民主主义，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个人认为那两条路是走不通的，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不往前走会有各种可能，都是灾难性的，譬如纳粹、法西斯。我同意地方自治，但是是以选举为前提的，不是以任命制为前提的。”他还特别强调：“从政治学上说，合法性来源三种：一是血缘的；二是暴力、革命的；三是选举产生的。中国现在的党天下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你要重新取得合法性，只有选举一条路。”

　　杨冠三旗帜鲜明的看法，一下子把大伙的议论顶到一个高潮，在宪政民主这剂猛药开出来之后，罗小朋苦思冥想的“总理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在宪政体制下，哪会有什么总理问题，在授权委托之下，干的好接着干，干不好就下台，这不是很简单吗？大概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与会者迅速从罗小朋的问题意识中走了出来，翁永曦就说，罗的文章可以改个题目，叫“党天下的治理难题”。但老翁所谓的“治理”，好像也不切题，执政党现在遇到的是“合法性危机”，这是比治理危机更根本的危机，其实质是现行统治基础已经动摇，已失去人民信任，政府讲的每一句话，老百姓都不信，都在挑刺，这还怎么治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难道能够通过理顺党政关系或地方自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吗？

　　思考到这个份上，罗小朋和他的问题不得不被“现场逻辑”无情地丢到一边了，接踵而至的话题由两个人逐次展开。先是由张维迎教授发表高见，他以他特有的经济学思维展开分析，提出了他的“承包中国”说（这是我的概括，未必恰当）。维迎对党天下的看法是，它没有封建王朝统治的继承规则，没有封建王朝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合法性，而且它又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是规定共产党就500人，其他人不能进来，它与传统的体制都不一样，在今天谁都可以觊觎这个位置的。但是，政治家是不能依靠官僚系统一步一步培养的，官僚系统只能培养官吏。共产党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培养领导人，在官僚体系中按部就班地上来。当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官僚系统培养领导人时，危机就全面出现了。八十年代，中央看到地方有些能干的人，还有越级提拔的。现在一个副县长，离县委书记还有六级，必须一级一级爬。你要装孙子装好几个台阶。这种官僚培养体系出不了政治家。我们可以设想，把中国承包给共产党，你能够选出优秀人才吗？你内部能够合理有效地进行管理吗？现在的领导人和未来的领导人，在权威性上不足，与老邓不能比，更不能与毛比。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有效治理？最近南海、钓鱼岛发生的事情也是证明，如果不是我们内部出问题，人家也不敢来动你。

　　张维迎的意思很明确，即使把中国承包给共产党，让其再管理五十年或一百年，未见得它就能管理的好，它的治理结构和人才选拔机制存在着根本性问题，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他的看法，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宪政，不是民主。当然两者不是完全隔开的。第二，从历史看，各国宪政先是从贵族阶层开始，法制先在贵族内部实现，然后才逐步推广到社会。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到19世纪这几百年，所有成就宪政的事情都是在贵族与贵族、贵族与君王之间开展斗争，1842年后才开始民主进程。如果没有宪政基础建设，民主就会出现几种可能，一种是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后一定是新的专制。

　　在张维迎之后发表意见的是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我把他的观点概括为“政治仪式论”。他认为党天下的问题不仅是总理的难题，用帝相逻辑确实是说不通的。他比较赞成的是罗小朋对这十年政治运行的分析，尤其是价值分析。这一代领导人的局限性何在？主要在于他们没有接触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政治，他们的思想资源全部来自于党的宣传内容，根本不是真实的政治，也不是真实的生活。他们与文化大革命中起来的平民子弟也不一样，那些人是有真实生活的，可以出一些领袖，如维迎说的横空出世的政治家。他们与干部子弟也不一样，干部子弟政治交往比较自由，他们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讲真话。如果以后共产党垮了，大家一定会评价说垮于这十年。所以，中国未来走苏联的路的可能性极大。

　　在周为民看来，这十年最大的问题是，这一代领导人到了关键岗位之后，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什么，他们只是在扮演一个政治角色，这点和毛、邓都不一样，毛、邓做的事不管对错，他们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这十年，政治基本上仪式化了，一切在空转，念讲稿，背讲稿，完全做表面文章，但罩不住局面，到处出问题。干部制度还有一个更坏的东西就是搞后备干部，这原来是邓搞的，当时有干部年轻化的合理性，现在这种僵化的制度，把负责任的精神完全毁掉了，只要进了后备名单，剩下的事情就是笼络人脉，不要得罪人，特别是不要出事，不干事也可以进步；其他没有进入名单的人，再干事没有意义。整个干部队伍没有对国家负责任的人了。这是最致命的。共产党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蒋经国，这是它未来要倒霉的地方。

　　张维迎的“承包论”和周为民的“仪式论”，看来都点中了执政党现行体制的死穴，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罗小朋的“总理难题”。因为罗讲到的后邓时代的总理难题，症候就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下降，包括其智力、智慧、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下降，是奴才文化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政治资源被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并且在执政党内部也无法形成人才合理配置的机制下，执政党后继无人，既不能实行民治，也不能实行贤治、善治，剩下的大概就是恶治了。我认为，这应该是党天下的核心问题：既不愿意还权于民，又不能进行有效治理，于党于民，都无法交代。

　　在席间对执政党的一片看空声中，有人提出了她的疑问：“你们说将来要出事要算账到这十年，但是为什么在这十年里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上升了，反差怎么出来的，怎么解释？政治上不作为和经济上大发展，入世后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国际影响力增加了，这怎么看？再有个问题是党内分派的问题，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国共两党现成留下的格局。这个格局里，台湾别说也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它的地域、实力与大陆是无法比拟。你让他做，他也未见得敢做。第二个途径是两德统一模式，也不适合中国，现在德国有些思想家也在反思这个统一模式。”

　　上述问题，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概念，也即是评价国家权力性质的四个尺度：有效性、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正当性是实体概念，合法性不仅是实体概念，也是程序概念。我们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是有的，而且高度有效，解决了发展问题；正当性也有一部分，毕竟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解决了一部分民生问题；但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一点都没有，没有民选机制，没有授权委托的制度安排。张维迎的解释是，这十年是分享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其中包括银行坏账的处理，大批国企的私有化，加入世贸组织，再加上美国人犯错误，让谁执政都能取得这个成绩。但是，在九十年代，每个人都有希望，你不搞改革，你没有正当性；现在你搞改革没有正当性，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反映在国家官僚系统的改变上，现在的政治文化是奴才文化，大量使用秘书、共青团的人，而真正的人才不能脱颖而出。杨冠三对此补充道：历史上有这种情况，经济上增长不能说明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年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也达到GDP世界第二位，占世界15%，现在我们仅有百分之九点几。这不能说慈禧太后的政权有合法性，各国历史都有这种情况。

　　罗小朋、杨冠三、张维迎和周为民，均是来自于经济学领域，他们对国家在近二十年里的发展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应该说充满着这个专业所应有的理性精神和基本操守。现在该轮到历史学家来发表意见了，历史学家提供的长时段的观察方法，或许能够对经济学立足现实的研究开辟出更广阔的理论视野。金观涛差不多是在讨论的最后时刻“出场”，在这次聚会之前，他曾向我和王瑛表达了一个意思，希望能够和经济学家对话，这大概也是来自于他和刘青峰的一个相同困惑：为何中国能够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其发展的逻辑何在？他直言，这二十年里，他和刘青峰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发展演变的大逻辑，而他要强调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性方案是由梁启超开创出来的。金观涛的话题就从梁启超开始谈起。

　　金观涛首先指出，2012年，是梁启超发表他的《新民说》110周年，现在谁能知道《新民说》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讲宪政就好像不要传统了、不要儒家了，一讲文化多元就好像不要宪政了，你要学美国你就是洋奴了。好像讲爱国主义、讲儒家文化跟宪政是矛盾的。这就是一元论的思维，非此即彼。在金观涛看来，梁启超《新民说》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建构起了一套二元论的价值体系，即把原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元论，改造为公私分立的二元论，把意识形态、道德和中国传统的价值与现代的东西分开，公理领域一套，私理领域一套。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新民说》第一条讲普世价值；第二条马上将中国传统拿出来，讲中国是一个道德很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以前只有私德、没有公德。什么是私德？就是传统。什么是公德呢？就是人权！梁启超由此认为：私德成就个人，人权成就国家，私德是我们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基础。

　　在金观涛的解读中，梁启超设想过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一个宪政国家。1902年《新民说》出来，影响象炸弹一样，它成了中国宪政的基础。清朝政府的官员纷纷到日本找梁启超，请他帮助拟定宪政方案。整个一代士绅思想转变了，才有了后来的宪政。假定清朝不解决权力基础的话，怎么搞宪政？所以，清朝在当时有大变化，忠君不提了，讲孝子。讲孝不讲忠了。当年的国民教科书里没有忠君了。社会组织中家族还是要的，还讲忠君，但忠不写到意识形态里去。公共领域搞什么呢？搞公民教育、搞宪政的基础。梁启超奠定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基础。辛亥革命与清廷维新没有断裂，只是把君主立宪改为共和，本质没有变。宪法的权威性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从1901年后，清政府废科举、推行私人经济的成长，洋务运动靠的是中国传统的市场，主要搞国营。中国真正的私营经济成长是从1901年以后。现在回头看，中国现代化发展有两个高峰：一是1901年到1920年；另一是1980年以后。中间停滞了。那是中国社会巨变的时期。五四是退一步、进两步。五四把二元论推翻了，重新回到一元论。二元社会现在是潮流。美国一边是基督教，一边是宪政。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元论的，中国现代转型最大的问题是把梁启超提出的社会二元论的一套给丢掉了，这是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二元论不丢掉，今天许多问题就不存在。

　　金观涛关于公私分立的二元论，在他已发表的著作中已有表述，这回重提，我并不感到新鲜，但是依旧感受其思想魅力，他通过梁启超的深刻洞见，得以窥察到中国自192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始终陷于偏颇的思想原因——一元论，或者是儒学一元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是自由主义一元论（全盘西化），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四项基本原则），由此，在公理领域不能实行普世价值，在私理领域不能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道德。这么看，我认为是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制度不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思想症结。

　　我对金观涛上述看法的问题是：为何从1920年代起，梁启超以二元论所设计出来的现代化方案，会被各种一元论的方案所迅速取代，而梁启超本人也被各种激进思潮迅速边缘化，无法主导中国的思想进程，更无从主导中国的现实变革？按我的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显然有一个更大的“逻辑”，不仅支配中国以激进的革命的方式演变，而且也支配着诸如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先行者始终不能被纳入到中国思想的深层结构之中。说穿了，中央集权专制及其改朝换代，只能以一元论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柱；党天下体制的形成及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只能本着这样一个逻辑来加以解释。

　　讨论进行到这里，主要的华彩乐段已经呈现的差不多了，其实席间还有许多言论，非常精彩，考虑到公共阅读的限制，恕难复加。罗小朋提出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只是起到了一个启动讨论的作用，每一个与会者都是以自己知识的比较优势为依托，按照自己的独特观察，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弊端进行理性分析。毫无疑问，与会者都是中国的思想精英，罗小朋、杨冠三、翁永曦，是八十年代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至今依旧通过不同的方式，建言献策，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张维迎，作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矢志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在各种场合积极推动“市场的逻辑”；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号称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改革的原则来维护执政党的核心利益，始终强调执政党惟有通过改革才能换来新生；盛天启，《求是》杂志社前编委兼秘书长，思想解放，忧国忧民，对目前的现状抱有充分的危机意识。这些都是或曾经是体制内的优秀人才，他们不囿于个人偏见，凭良心说话，对体制的批评秉持着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发表的意见，虽然并不见得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在下述五个方面，是有高度的共识，我现概述如下，作为本次思想聚会留给更多的人去观察和思考的引玉之砖。

　　第一，党天下或党国制度，依据传统的革命史观和意识形态，已完全不足以维持其现有的合法性基础，执政党政治信用的大幅度流失，执政党大范围的腐败现象，执政党依靠传统手段治理社会的失效和困局，其实质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一个政权没有人民的真正支持和信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二，即使社会现在完全容忍执政党现有的执政格局，继续放任执政党承包经营中国五十年，执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人才选拨机制、权力更替方式和权力自我监督机制，均无法有效保证其长治久安，无法从根本上制止腐败，其治理绩效亦无可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认可。

　　第三，现有的维稳机制已经基本失效，依靠强力维护社会稳定，只能不断积聚矛盾，酝酿社会冲突，徒增统治成本，最后引发革命或社会失控。经济增长在缺乏公正公平的制度下，只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利益冲突，形成不同阶层、族群、民族全面分裂和对抗的态势，依靠传统专政手段予以控制，必定导致灾难性后果。

　　第四，解决党天下的治理难题，宪政改革是惟一可以选择的路径。继续走权贵资本主义，必然是死路一条；回到文革和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绝无可能；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不管是发展地方自治，还是培育公民社会，不管是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还是直接进行宪政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明确：以宪政为目标，以宪政为手段，以宪政方式完成党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改革。

　　第五，制度决定人，但改变制度最后还是要依靠人，依靠执政党内部涌现出有历史责任感、深明大义、富有担当和卓越领袖能力的领导者。人们有理由期待，执政党新的一代领导集体，经历了文革动乱，有过长期的底层体验，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有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解人民疾苦，掌握知识和信息，对外部世界动向了如指掌，明白宪政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执政党创造新的历史的时刻，或许已经开始。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4-07 | 责任编辑：王梦瑶

转自共识网，2013-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