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全民关心政治的时代。期待变革，但又惧怕革命，是当下中国民众一种有代表性的情绪。对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看不到希望，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又抱有几分怀疑，担心它会引起社会动荡，进而国家分裂。

大众的政治热情高涨，既是好事，又包藏风险。民众关心政治促进了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政治参与的前提，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又往往需要大众对政治事务保持适当的冷淡和疏离。腐败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社会不公，灾难性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和食品污染使所有人都无很难心平气和，无法置身事外。为保护生活环境，近年屡次爆发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中国模式"的鼓吹者现在也悄悄收起了锣鼓。

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社会变革的最小成本当然是当局的主动改革，即权势者主动放弃既得利益，自我限制权力，最好的情况是在一次历史性的大会上宣布启动政改。这样的变革将没有冲突，没有变数，按部就班。当权者却有另外的成本收益帐，稳定现状才是他们获取最大收益的保障。

50岁左右的人怀念80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它能够轻而易举推行并获得成功，得益于官民对改革的共同意愿和党内上层人物的利益一致。当时，人们无不渴求从毛时代的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党内元老要解放出来重新掌权，农民要解放出来重新获得种地的自由。此时，在权力最高层，"文革"中发迹的新贵与打江山的元老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武力解决了，元老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只是意识形态的纷争，与个人的根本利益关系不大，改革意见也很快占据了上风。改革在经济上吸取国外的管理经验，政治上则保持旧制。这场"中体西用"的改革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它在90年代后开始全面的自我放纵，其程度为有史以来所未有。

官民的利益冲突迅速地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今天在几乎所有重要观点上双方都截然对立。民说：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官说：中国早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民说：中国纳税人的税负太重，已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需要减轻。官说：不能简单与国外比。民说：中国空气污染威胁到了生命安全。官说：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要经过同样的阶段。

绝然相反的立场注定了官民在改革的理解和定义上南辕北辙。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割裂开来，使人们多年来在改革认识上形成了盲区。民众期待中国大陆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家，但是，当把台湾作为改革的理想样板时，他们忽视了台湾民众为争取民主所做的不屈抗争和持久努力。不管是对改革寄于厚望的人呼吁政治家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还是怀疑改革的人们以"与虎谋皮"相讥，都把改革单纯地看成是政治上层的事情，看成是当局高度自愿和纯粹自觉的行为。

成功从来不会唾手可得，指靠他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太不现实。大众推动改革的力量越大，改革的到来就会越早。对改变现状更加有迫切感的人们则期待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进行清场，但人的天性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本能地缺乏信心，很多人对革命没有信心。人类规避风险的本能使一般民众更乐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反抗，只要是现状还能勉强维持的话。除非民主社会，否则，无权者反抗当局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即便再坏的制度，都不会把社会的大多数同时逼上绝境，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一部分人，也更多的是利用温和的、被当局容忍、被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如上访等争取权利，对统治利益不构成真实的威胁。大多数人能忍就忍，不会去冒险带头挑战现有秩序。理性的选择是尽力去改善自己的个人处境和命运，少数人可以进入体制内获取特权，或加强同体制内的特权勾结，还有少数的富人可采取移民的方式逃离现场，但大多数人只能忍受现实。

在期待革命的人眼里，大众过于卑怯，奴性深重，是伊万懦夫，而认为中国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人，对群众的集体非理性相当忧虑，他们眼中的大众有暴民成群，网络中的语言暴力，反日游行中的滋事、砸车、纵火，都是暴民无处不在的明证。革命则被想象成是暴民的行动。在一场动荡不宁的革命中，国家权力最后落到手段残忍且阴险狡猾的阴谋家手中。

二

和平转型是当代世界民主变革的基本形式。

改革不一定是出于统治阶级的善意，更可能是迫于大众压力，但改革的主动权确实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它掌握着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垄断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凭借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实情，把兵力投送到国内任何地方，在民众动员之前就扑灭反抗的火星。一切想同它较量的力量看上去完全就是不自量力。在利比亚民众用玩具枪同政府的正规军抗衡时，卡扎菲扬言要像摁死一只臭虫一样摁死反叛者。

统治者的绝对优势力量使他们不会理会被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在革命到来之前也不会认真看待革命的风险。过去的成功，绝对的实力和自信，可能变为失败的陷阱。当政府自认为强大到无敌的时候，它就会滥用自己的力量，执迷暴力，不讲道理。强势者在弱势者面前不需要谨慎和克制。他们把改革的主动权看成是绝对的主宰权，而不是官民互动过程中的相对自由权。

它看上去依然强大，其实它的躯体内部在悄然发生变化，它的力量和雄心都在退化。它早已没有过去从思想的一统天下到行动的一统天下那种能力和魄力了，思想和利益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民众的质疑，反驳，异议，代替了盲从、顺服、颂扬。

革命总是在出乎意料的骤然到来。对辛亥革命，不要说朝廷毫无预感，就是革命党人也毫无预感。武昌城的几个士兵擦枪走火点燃了大革命，除了革命者，各路人马包括立宪派、旧官僚、会党头目和成员，都纷纷加入了革命队伍，就连衔命前来镇压的朝廷大臣袁世凯也参加了革命，41天内全国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论声势，辛亥革命远不如几十年前的太平天国，其威力则远胜之。太平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可王朝还有时间组织力量进行围剿，而辛亥革命风云突变，它只能坐以待毙。

在当代，革命的突发性特点更加明显，事先看不出明确迹象，没有革命前的预谋、准备和组织，当局无法防范。1989年，革命席卷东欧，2011年再横扫中东。罗马尼亚革命表现了当代革命的基本形态。革命爆发的前一刻还无人知晓将要发生什么，正在广场聆听齐奥塞斯库演讲的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反独裁的革命，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一朝崩塌。这就是人民革命，它好象就是夜深人静之际的溃堤之水，在人们毫无戒备之际摧枯拉朽，一切详尽的防洪预案都已失去意义，形势迅速转变。

所有革命都是社会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所有革命都经历了发动、力量形成和壮大的过程，决不会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关于齐奥塞斯库的政治笑话、讽刺段子在罗马尼亚早已广泛流传，它们不似檄文，胜似檄文，是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的绝佳方式。它们把精心包装的政治神话变为可笑之物，把被宣传机构大加吹捧的伟大领袖消解为政治丑类。对人们来说，反叛一种神圣的事物有悖于他们的感情和信仰，而反叛虚伪和丑恶，不但自然，而且引以为荣。对政治抗议的每一次镇压，都在为革命准备更多的干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革命的准备工作。整个革命发动过程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国人记忆中那些与革命密切联系的事物，职业革命家，军事准备，油印的报纸，宣传小册子，地下活动，秘密集会，现在都没有了。互联网，微博，博客，手机短信，QQ聊天成为传播信息和革命思想的新工具，传播的效率超过以往的百倍千倍万倍不止。它们把革命的发动变为日常聊天，变为信息交流，变为闲暇消遣，变为有意无意的行为，每个人都可能是革命发动者和组织者，他们是业余的，很多时候是在无意中完成的，但他们可能比职业革命家的工作影响更大。

改革和革命是两扇门，改革的门看起来更宽更大，易走，于是人们决定走改革的门，但它一直关闭着。人群聚集在这扇门前，等待开门。时间一久，人们开始失去耐心，开始焦躁，开始骂人。终于有一天，革命之门突然洞开，所有人，包括那些在改革门前踟躇已久的人们，都蜂拥而入。改革是当权者的主动选择，革命对他们却是被动接受。改革包含着利益的算计，革命是爆发，是社会能量积蓄既久的爆发。让大多数人屈服于少数人的社会秩序不会不变，让多数人怒气冲冲的社会不可能稳定。革命一旦到来，关于革命是好还是坏、代价是大是小的争论，关于国情、文化之争，都已毫无意义，毫无必要。

革命爆发的时刻也是风险转移的时刻。此前，反抗的风险是由反抗者承担的，革命爆发后，对广大参与者来说，风险大为减轻，甚至几乎没有风险，这又进一步鼓励千千万万的人迅速加入到反抗的洪流中，汇成更汹涌的洪流。他们很多人平时可能并不勇敢，也不主张激进的革命。就禀性而言，绝大对数人既不是特别怯懦，也不特别暴烈，都具有基本的正义观，没有勇气承担反抗的风险，在关键时候却能作出正确选择。革命开始，轮到统治者承担主要的风险了。

三

在人民革命中，军队始终是事关成败的核心因素。自苏东革命以来，不分地域，不分肤色，无论国情、文化和历史传统，世界各地的政治转型具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共同特点，即军队保持政治中立立场，这是实现和平转型的重要保证。即使在利比亚、叙利亚两个发生武装冲突的例外中，军队也已不再是统治者的绝对工具，叙利亚政府只能依靠种族力量支撑的残破江山。在这些国家，它们的统治秩序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军队中培植亲信，任用亲人，长期牢牢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可是当革命来临之时，军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军队也没有走出军营夺权，组织军政府。

革命就是打破常规，但当代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破坏，而是有它的方向–民主的方向，有它的秩序和理性。革命的危机可能促使少数人铤而走险，但对大多数而言，他们被置于一个需要更加理性、更加慎重作出抉择的时刻。在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极端行动发动军变的那一刻，每一个苏联官兵、党政官员、普通公民，都被迫表明立场，要作出决定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如何抉择。正是由于人民反对，部队官兵抗命，地方领导人抵制和谴责，政变当局只坚持了3天就宣告失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一人自杀，其余陆续被捕。

军队不干预政治使政治脱离了权斗、阴谋，暴力。从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这项政治原则，是和议会政治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议会是表决的场所，也是辩论的场所，政治家在这里阐述自己的意见，用充分的理由、精致的论据、有力的事实加强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政治是一门说服和辩论的艺术，辩论的政治发展出一种优雅的、极富表现力的语言风格，它词汇丰富，细致入微地表达幽深、婉转、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议会政治是靠智慧而不是拳头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这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培育大有益处，不但有利于养成讲道理的能力和习惯，也有利于养成听取他人道理的能力和习惯，这两种能力和习惯我们就称之理性。

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权力是粗暴的，武断的，命令式的，它不是通过自身的正当性和正当理由使人信服，而是凭借武力支配社会。统治者在有能力控制军队时，军队是他们的个人工具；在没有能力控制军队时，他们就成为军队的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王朝倾覆，皇帝本人听候发落。

当代革命剔除了暴力成分，同当代革命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它不是全面革命，而只是改写权力规则，把依靠武力的权力改造成为可以讲道理的权力，重塑权力基础。它不是用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人民革命最值得信任的地方是，它没有军事集团之间的暴力争夺，不会形成依靠暴力建立排他性的垄断利益集团。在新的规则下，权力向所有人、所有派别开放。有限革命的性质对于军队在革命中整体地保持中立具有决定意义。规则革命不但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且没有损害军队和军人的利益。

当人们说军队中立时，是使用民主的语言来表述的，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它的中立则是一种明确的革命立场，当军队选择中立时，它是明确选择了革命。革命的发生同经济的关系并不明确，革命的真正原因要从社会心理中去寻找，民众如果普遍厌弃了现行制度并决心与它告别，革命的条件就具备了。革命是思想的行动。军人也是社会的成员，是思想的动物，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感受同样的生活，作出与大众同样的选择十分自然。

至此，还不足以解释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中的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普遍性。军队对文官政府原则表现了普遍尊重，没有因为特殊国情、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因素而显出不同，也与拉美国家在50到70年代反复遭遇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人独裁政权的现象形成明显反差。军队在革命之后如何回到军营，一直被认为是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难题。

难题的解决要归于普世价值观产生的深远影响。价值观也联系着人们的利益，普世价值观反映的是人类普遍利益。普世价值观之所以是普世的，在于它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事实。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它超越了各国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性。民主同特权利益是对立的，它以其自身的优越性吸引世界各国的普通大众。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已经加速开拓自己的市场，苏联帝国的崩溃使民主制度对极权制度取得了不可逆转的胜利。人们很容易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胜利与政治家的人格品质联系起来，列举华盛顿、甘地、曼德拉、蒋经国这样一长串著名人物的名字证明个人作用的巨大。关键的少数对民主事业的贡献功在千秋，但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巨大。环境的影响力被严重低估了。即使这些民主事业的伟大功臣也是环境的产物。在中东革命和东欧革命中，我们没有看到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英雄。世界民主浪潮式推进的现象只有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在从未有民主基因的国家，它的人民能够依据民主的原则行事，最终顺利地转入民主社会，体现了环境改造人的力量，被改造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还有新一代政治家。坏的基因通过环境的力量得以改变。

四

80年代以来的革命把原有的执政党赶下了台，台湾的国民党则自我革命，主动放弃了对政权的垄断。除了国民党通过革新在台湾重新赢得执政权外，其他党派在失去执政特权的利益纽带后，不是消散，就是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了。俄共作为苏联共产党的衣钵传人虽然目前依然是俄罗斯的大党，但它一直只能是俄罗斯的政治看客，再也没有竞争上岗的能力了。它已无法摆脱其衰朽的基因，人员结构老化，政治主张陈旧，完全缺乏活力。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两扇门不可能永远关闭，总有一扇门必须打开。关闭改革有两种情况，一是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不够，另外就是改革进入非常危险的防洪时刻，不敢开启闸门。但民众对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止的。

革命对执政党意味着什么，人们好象都心知肚明；革命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则争论不休。"亡党亡国"论把执政党的命运等同于国家的命运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另一种观点貌似有更多的现实感：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执政党要是失去领导地位，国内将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代替它领导这个国家，天下必定大乱。

把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看成是对人民的领导，是对现实也是对政治常识的歪曲。政党只是晚近才有的现象，是现代选举政治的产物，专业从政人员为了在竞选选票中获胜，他们发现组织和背靠政党比个人单打独斗更容易取胜。政党为了取得组织政府的权力，必须从人民那里争取选票。政府产生的必要条件是选举，有选举就能有政府。早在政党产生之前政府就普遍存在了，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过去了20年，到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执政党。

对于无限夸大执政党的作用，有更重要的反对理由。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只占有不大的部分量，哪怕是全能政党领导下的全能政府，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只在有限的方面起有限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来面对、安排和处理每天的生活，寻找就业，实现理想，而不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干预。个人的生活努力够成了社会的基础性秩序。没有这一基础秩序，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是绝无可能的。有了这样的基础秩序，政府的管理职责才能被规定在适当的范围内。

在特色思维中，强制和暴力才是秩序的根本保证。看上去，政府动用武力在这里平息了骚乱，在那里控制了局面，每次都靠武力到场才使事态没有继续扩大，这也强化了部分人暴力产生秩序的维稳观。通观这些骚乱事件，不难发现它们大部分都与政府有直接关系，政府只是平息了它自己制造的骚乱。稳定的真谛在于人民安居乐业，当人们从他们的国家获得的不是尊严和自由，而是屈辱和痛苦时，国家就对他们失去了凝聚力，这样的国家始终有动荡之虞，每一次平息骚乱的胜利，都会变为下一次更大骚乱的伏笔，而它所造成的社会裂痕更难以弥合，国民党镇压台湾本土居民的"二二八"事件重创了它的统治根基。暴力维稳的回旋余地随着事件的推移将大幅度缩小：使用暴力，进一步摧毁了稳定的最后根基，但或许还能维护一时的稳定；不使用暴力，则可能连一时的稳定也难以为继。

民主才是化解危机的钥匙，只有在民主的旗帜下才能重新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苏联解体对俄罗斯和其他各国来说，是历史的回归和复位。中国的民族问题到了令人十分焦虑的地步，常识告诉人们，不可能通过无限加大压力的办法保持现状。但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同于苏联的民族问题，中国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同国内其他地区的不稳定，问题的性质相同，都是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对民族地区的矛盾性质的错判，必定影响解决矛盾的对策，进一步加深民族地区的矛盾。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都是国内问题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前后凸显出来的民族分裂危机，只不过是甲午战争之后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整体危机中的一部分，西藏、新疆、蒙古的危机，和德国占领山东、俄国控制东北、随后日本占据东北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再看古代，中国的好几个王朝都曾极盛一时，但要不了多久便走向衰亡没落，经历从全面扩张、疆域辽阔到失权丧地、全面收缩的命运大转换。这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国从来就没有能力长久地保持国内和平，也没有能力长久地维护自己的疆土完整。

历史一直在说话，它以同样的方式说给所有在场的人听，不偏向任何人任何一方，听与不听是当事人的事。迫近的危险不是来自变，而是来自顽固守旧，坚持不变。

转自黄卧云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2013-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