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也是“责任人”

　　翻阅迄今为止的回顾与反思“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下简称胡风案）的诸多研究著述，笔者发现研究者所“究”的重要“责任人”，大都指向毛泽东、周扬、舒芜等人。这显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这场也堪称“史无前例”的“文坛悲歌”中，毛泽东是“首席指挥家”，周扬是“第二提琴手”。也似乎可以说，他们是胡风案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是不得不“究”的，是不“究”则难以“平民愤”的。舒芜虽然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头面人物，只是可怜又可恶的“第三者”——“犹大”，但他“起义”后费尽心机所整理提供的一批批材料，不啻是一颗颗重磅炸弹，其威力足以置胡风及其“同伙”于死地，堪称胡风案的“刽子手”，因此也是不得不“究”的，也是不“究”则难以“平民愤”的。正如胡风的“同伙”之一绿原所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所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当时的领导层通过舒芜向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样板’，并通过这个‘样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实质。”1

　　其实，胡风案中还有一个不得不“究”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周恩来。然而，本与胡风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周恩来，在诸多研究者的笔下却成了似乎是与本案无关的局外人。按说周恩来应该是胡风案的“始作俑者”——是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把胡风作为文艺整风的重点批判对象的，胡风正是在这场打着持久战和充满火药味的批判中，遭到周扬等党的文艺官员们的四面围攻却不肯“缴械投降”，最后“负隅顽抗”而写成“三十万言书”，结果招致毛泽东“龙颜大怒”，将他及其“同伙”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近三十年之久，一个思想犯被“改造”成一个精神病人……悲夫，胡风好友聂绀弩赋诗哀叹曰：“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2

　　然而，由于胡风案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大转折，即由前期的思想批判转变为后期的政治斗争，于是乎有研究者便有意将胡风的悲剧分为“上半场”与“下半场”，而且特意对“上半场”与“下半场”进行“意识流”处理，使胡风案“朦胧”于“上半场”而“定格”于“下半场”。某些研究者在描述胡风案的转折时，都颇有意思地使用了“陡然”、“突然”、“偶然”等字眼，似乎用以昭示“上半场”与“下半场”结局的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上半场”的主角，毛泽东是“下半场”的主角；周恩来在“上半场”临场指导时，胡风还处于风平浪静——他的问题还限制在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也即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下半场”坐镇指挥时，胡风便遭遇风云突变——他的问题上纲上线到政治斗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了。胡风案如此“一分为二”，就不免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胡风的悲剧，完全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而周恩来不仅不是相关“责任人”，相反扮演着“保护神”的角色。

　　长期以来，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周恩来正是以“保护神”的形象而受到尊敬和爱戴，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费尽心机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成为历史佳话广为流传。尽管在毛泽东被请下神坛后，周恩来的某些神秘面纱也被撩开，他在文革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不作为”的表现，受到海内外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但他的“保护神”的正面形象，似乎足以掩盖或消弭“不作为”的负面形象。

　　按说周恩来似乎更应该充当胡风的“保护神”，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风自1937年至1949年前后，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左翼文学活动，用某些人的话说，胡风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身边人”。胡风一直把周恩来当作党的化身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对他崇拜和敬仰得可谓五体投地，以至于在书信中把他尊称为“父周”、“父总”、“父爷”、“佛爷”等等。因此当胡风遭到周扬和毛泽东的整肃，便情不自禁和理所当然地求助于“父周”，即便不是也不敢把他当作“保护伞”，但寄望于他出面主持公道则在情理之中。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胡风遭到周扬组织的批判围攻陷入困境而急于求见“父周”以期解围纾困之际，“父周”却“千呼万唤始出来”，时隔近两年之后才和他谋面；在胡风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钦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而命运莫测之时，“父周”却“袖手旁观”，不曾出面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更不曾出力救他于水火之中……“父周”对胡风如此“绝情”，与昔日在重庆对胡风“情同父子”简直判若两人。

　　胡风案的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形成共识的一个必然因素是，毛泽东要用自己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和统领文化阵地，而胡风则被指控为“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3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与自命“马克思+秦始皇”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如此“势不两立”，必然“自取灭亡”。偶然因素有不少，许多研究者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对胡风案的研究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笔者认为，周恩来在胡风案的“上半场”把控不力和久拖不决，恐怕是偶然因素中的一个被忽视或被回避的重要因素。

　　当周扬最初向周恩来请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清算和批判时，周恩来在写给周扬和胡风的信中，其关键词都还是比较和风细雨的“批评”、“检讨”之类，本意是想把胡风的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中。而周扬在实际操作时，却使胡风问题步步升级，以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为代表的大批判文章，就足以表明对胡风的批判已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急风暴雨”。这明显违背了周恩来的初衷，可周恩来不仅没有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反而默认并支持了周扬的“胡作非为”。而且，周恩来明明知道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结怨很深，为何不让周扬回避，却那样放手地让周扬去领导对胡风的批判呢？而在批判丁玲时，周恩来却指示周扬回避。据李之琏在《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中披露：1956年夏，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这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周扬是小组成员，“本来审查丁玲历史的专案小组应该一起听取丁玲本人的申述。但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特别指示，他认为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同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我们每次同丁玲谈话时，都不通知周扬参加。”4素有对人一视同仁之美称的周恩来，为何一反常态“厚丁薄胡”呢？令人颇费思量。

　　当胡风陷入周扬组织的批判围攻中不知所措时，他急切盼望与周恩来见面，旨在求得明确指示，即便违心检讨也想将问题早日了结，以使自己轻装上阵为党做点工作。可周恩来不知是确实日理万机而无暇顾及，还是怕引火烧身而有意回避，致使胡风的问题久拖不决。胡风把与“父周”见面谈话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他心存侥幸与周扬软磨硬抗，从而形成僵持不下的被动局面，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结果使周扬越来越“必须战斗”、胡风越来越“被动挨打”。

　　于是，笔者不禁冒然设想：假如周恩来坚持让有挟私嫌疑的周扬回避对胡风的批判，假如周恩来及时制止周扬在批判胡风过程中的不断“扩大化”，假如周恩来及时与胡风见面谈话给予明确指示，假如周恩来在“上半场”就果断将胡风的问题了结……那么，胡风案的“下半场”还会发生吗？虽然在毛泽东这个“必然因素”之下，胡风“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悲剧注定照样发生，但周恩来如此这般了，他就可以不是胡风案的“责任人”了。然而历史不能假如，假如不是历史。随着历史真相进一步解开，周恩来在胡风案中的“责任”会越来越明确。

　　重庆的“恩”

　　胡风与周恩来的交往，与胡风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周恩来在胡风案中之所以难免其“咎”，就是因为他与胡风的关系太密切了，使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干系”。

　　胡风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1937年10月初“撤退”到武汉之际。胡风自称在汉期间“时常有机会见到他”，并与周恩来“有一次个别的恳切的谈话”。5此后胡风“撤退”到重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就比较频繁起来。胡风在回忆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和不少“煽情”的文字，描述他和周恩来友好往来的情景，笔者读罢既感动不已又唏嘘不已。

　　在胡风心中，周恩来俨然是他的知己。他回忆在重庆经常与周恩来促膝谈心，几乎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1939年5月10晚上，胡风去访周恩来，“我听周副主席谈国内外形势和这次在外地的一些见闻，听得简直入迷了。我和他谈《七月》的出版经过，不由得在他面前诉起苦来了……”61941年4月30日，胡风听从周恩来的安排，又一次放弃去延安而准备“撤退”到香港。他“晚上去见周恩来同志，带去一包约二十来本我多年收集的日本翻译的有关马恩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意思是想请他代为保存。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地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一百元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我将那包书交给他，希望他存在重庆或带给别的比我更需要的人。他说，我一定为你保存，等你再回重庆时好用。（这一包书我回到重庆时不好再问，可能是带到延安去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7

　　胡风始终认为周恩来对他是信任有加的，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胡风在回忆录中列举了一个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例：周恩来安排胡风“撤退”香港时，曾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即“听从廖承志的领导，由廖布置我到南洋去，在日本侨民中找一找日共的关系。（当时我以为这是周恩来同志要我去香港的主要原因，不能推辞的。到香港后，我即向廖承志提出，但他说现在没有去南洋的必要，等以后再说吧。）”8尽管后来这个重要任务不了了之，胡风对此一直感到遗憾之至，觉得失去为知己肝脑涂地的机会，但这件事在他心底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几十年念念不忘。胡风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是因为他觉得通过这件事，足以证实周恩来是把他当作“同志”或“自己人”看待的。

　　难怪胡风在狱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噩耗痛不欲生，他的夫人梅志说：“他写了《向周总理伏罪》，检查自己辜负了总理对他的教育和帮助……全文不到两千字，可他写时是泪流满面的。”9胡风身上还有传统士大夫的基因，还想着“士为知己者死”。

　　在胡风眼里，周恩来俨然是他的恩人。他虽然似乎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也是“为党工作着”和“革命的一部分”，可因他不是中共党员，更不是党的领导干部，于是在工作和生活上便没有“组织保障”，不像郭沫若等人那样既是共产党的大红人又是国民党的座上宾，日子过得“悠然自得”。胡风一家子在重庆颠沛流离，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他正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不得不答应崔万秋的邀请，顶着骂名忍着屈辱到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兼差”，每月领得160元的薪水贴补家用，可一年多后他就被迫辞职了。正在他处于失业而使全家生活无着之际，周恩来特意安排他在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可以获得一份军米，聊补家里无米之炊。难做无米之炊的“巧妇”梅志，对此尤为感激不尽，她说：“多亏周副主席安排他在文工会，能有一份军米，否则在当时物价飞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他们真有成为饿殍的可能！”10

　　对于胡风来说，除了夫人梅志是他的最爱之外，他创办的杂志《七月》以及后来更名的《希望》，则是他无比钟爱的“婚外情人”。胡风回忆道：为了筹钱创办《七月》，一贫如洗的胡风不得不四处求人，在武汉他先后求过熊子民、张静庐，多亏他们的资助才使《七月》顺利出版发行。到重庆后，他又“厚着脸皮”求张静庐，可张说“不够成本”而不愿继续合作了；他再三地恳求过胡愈之，胡虽然“一再说要为我想办法”，可不久就不了了之；他鼓足勇气向沈钧儒求情，并“发了一通牢骚”，沈当面说“只有由他筹钱自办等，这当然是为了安慰我的”，结果也只是说说而已；他后来请求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帮忙，黄倒是很热心，但“他一人却不敢做主”；他最终经人介绍寻求到华中图书公司的唐性天，唐很愿意做，但条件苛刻得很，“为了《七月》的复活，无奈我只能同意了他的条件”，才使搁浅快半年的《七月》得以重新问世……胡风为了《七月》，所吃的苦所受的累所操的心所用的情，甚至比他为夫人梅志以及儿女们付出的还多。而当他与周恩来谈到《七月》的艰难困苦时，周恩来明确表态给予“赞助”，后来当胡风从香港返回重庆为《七月》复刊需要3万元保证金时，周恩来“一口答应，开给了我一张支票，并祝我顺利。”11尤其让胡风感激不尽的是，周恩来不仅在金钱上大力资助，还在精神上热情鼓励。胡风在《简述收获》中写道：“抗战中期在重庆，在总理召集的一次左翼文艺人的座谈会上，谈谈几个刊物的情况。我谈到《七月》时很简单，只把在武汉时对茅盾说的话回忆了一下，但解释了几句：我说打游击，并没有组成一个游击队，连一个游击班都不够，一个游击小组而已。……总理当然了解我话里的话，最后讲话时说：不是游击小组，也不是游击队，是一个作大运动战的兵团……这是向文坛霸权主义替我争到了一席地位。”12

　　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有情有义，像兄长和慈父一样对待胡风，这怎不令胡风“感激涕零”？想想当年的周扬，不过区区一个左联党团负责人，官架子吓死人，不但对胡风颐指气使，还在鲁迅面前“态度轩昂”。于是，胡风无论在内心里还是在表述中，都把周恩来当作党的化身，对党充满信心和希望；而把周扬之流当作党的“败类”，上书告御状请求清除他们而后快。

　　胡风在写给梅志的书信中多次把周恩来尊称为“父周”，其意是否“认周作父”呢？费振钟在《家书后面》一文中认为：胡风是把周恩来“视为父亲”13；吴永平在《胡风书信中对周恩来的称谓演变考》中据此解释为：“‘父周’似可作此解”14。尽管1898年出生的周恩来与1902年出生的胡风，年龄仅仅相差4岁，似乎只能算“兄弟”而不能算“父子”的，但一向在别人面前清高孤傲的胡风如此“屈尊就驾”，说明他对周恩来的尊敬和爱戴之情何等之重何等之深。

　　胡风与周恩来在重庆结下的“恩”，是胡风一生中最难忘的往事。而胡风一生最辉煌的阶段，也正是重庆这段岁月。然而，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的箴言，在胡风身上也得到了应验。他与“父周”的特殊交情，既给他创造一段辉煌的人生注入了强大动力，又给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不幸种子。

　　北京的“怨”

　　胡风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于1949年初春奉召进京。国统区的文化名人大都是在周恩来的感召和安排下进京的，胡风身在其中，更是觉得自己就是冲着周恩来来的。而且，也许是胡风自以为与周恩来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便把对未来的期许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父周”，他想象着“父周”一定会像在重庆那样，依然如故地对他关怀、信任和重用，因此他要不遗余力干出一番事业，以报答“父周”的知遇之恩……胡风难免文人依附的劣根性，注定了他难逃古往今来文人的共同悲剧。

　　胡风其实在进京的半路上就感到了“不祥之兆”，他听见不少对他的“闲言碎语”，与他同行的某些人还对他“敬而远之”。胡风本是乘兴而来，不料还未进京就开始扫兴，他在日记和家书中记录下了自己沮丧、困惑、无奈的心情。然而，胡风在离北京不远的李家庄与周恩来见面后，心情突然一下兴奋起来。原来，“在李家庄，周总理嘱我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15 胡风是1949年3月21日晚上与周恩来见面谈话的，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给毛、周各一信。……夜，为送明天去北平的人们聚餐，几乎喝醉了。”16 胡风如此兴奋，是从周恩来的谈话中感觉到即将“天降大任于斯人”，这难道不是他进京的最大愿望么？这怎么不让他一醉方休呢？

　　然而，胡风高兴得太早了，当他抵达北京之后，等待他的不仅不是“天降大任”，而是“祸从天降”——组织新文协并未让胡风参与“研究”，周扬等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在新成立的文协和文联里，他不过是一般的21名常委之一和普通的87名委员之一。这个局面大大出乎胡风的意料，也与周恩来在李家庄给他的期许相差甚远。于是，胡风在文代会上就开始“消极”起来，一气之下连周扬等人安排的《文艺报》主编职务也“谢绝”了。是胡风嫌自己在新文协和新文联的“位子”摆的太低以及《文艺报》主编的“官帽”太小（如今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么？其实并非如此，至少主因并非如此。“性情鲠直，易于招怨”（鲁迅语）的胡风，本来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他之所以要“闹情绪”，是因为他认为：周扬等人不让他参与“研究”新文协的问题，甚至和他这个“十年来在旧文协里面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责任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宣布决定取消旧文协，“这使我不能不注意这做法可能是说明了文艺上负责的同志们对我没有信任”。17胡风声称自己“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可他连最基本的信任就得不到，他觉得自己被当作“外人”，而且“联系到会议（指文代会——引者注）开始前以来的情况，我觉得同志们是把我当作了文艺工作上的罪人，即使不是唯一的但也一定是最主要的罪人看待的。”18 这，才是胡风“闹情绪”的主要原因。

　　胡风后来在北京接受批判期间，表现出一副应付差事的无所谓的态度，令周扬、胡乔木等人非常恼火，并一直以他的“态度不好”为由而拖延解决他的问题，使他无可奈何地长期滞留北京，像一个“北漂”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胡风为何如此“不识时务”呢？与他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大有关系。他把“父周”当作“靠山”，以为只要“父周”出面，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命运便转危为安。于是，他把与“父周”约谈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

　　胡风为等待与周恩来约谈简直是度日如年，内心极其焦虑不安。这期间，胡风不断地写信催促约谈，还请胡乔木、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向周恩来转达他急于求见的意思，结果是他天天等、月月等、年年等，简直“望穿秋水”，“父周”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胡风经受着由满怀希望到大失所望而造成的煎熬，故对“父周”的感情也由信任、理解而转变为猜疑、埋怨。胡风的这些心路历程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都一一记录在案，不过他的日记过于简明扼要，读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他写给梅志的书信则是尽情倾诉，读来方可“恍然大悟”。

　　胡风对约谈寄予厚望时，则在1949年11月8日的信中写道：“……非找父周彻底谈一谈不可。昨天鸡尾酒会上见到，他说，我还没有约你谈话呢。可见他还记得要约见的。”19

　　胡风对没能如期约谈表示理解时，则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父周要一个月后才有时间（我去信说顶多二十天），请我先回上海下次再来。有几个意义的，一是，他还得考虑考虑，我估计他感到棘手得很；一是，我指定时间，他当然‘碍难接受’；一是，试探一下，看我愿不愿意等，即，肯不肯向他低头。但我以为，第一原因是主要的。——我表示了：我要求见面都是不应该的。”20

　　胡风对迟迟不约谈产生埋怨时，则在信中偶尔情绪化地对周恩来的称呼也变了，用词也不那么恭敬了。他在1950年10月4日、12月15日分别写道：“等秘书（指胡乔木——引者注）见了以后，才晓得能否见到副座（指周恩来——引者注）的事情。”“明天要开会听外国印象，可以见到元帅（指周恩来——引者注）。”21

　　胡风对约谈感到大失所望时，则在信中将心灰意冷和满腹怨气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他在1951年10月23、11月14日和28日分别写道：“也看父周和秘书会不会约见。我觉得他们也困难：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转圜，而且，还有所谓‘威信’问题！——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我是用抱着炸药的心和他见面的。我下了决心：弄得不欢，我就埋头五年十年，劳动下去，做苦工做下去。”22

　　不知是否胡风的“最后通牒”起了作用，就在他满腹怨气地说“如果三五天还不约，就打算声明一下……”的第四天即1951年12月2日，他得到通知说“明天下午三时半会谈”。为了一次会谈苦苦等待了近两年之久，如果不是胡风对周恩来“痴情不改”，怎能感动“上帝”？然而遗憾的是，胡风与周恩来四个多小时的“历史性会谈”，结果并非如胡风所愿，简直可以说让他更加大失所望。胡风在当天的日记中仅用30个字记叙了这一重要事件：“下午三时二十分到西花厅，三刻见面，谈到吃了晚饭后八时三刻左右辞出。”23在当天给梅志的信中，也只是简要地写了一下谈话的主要内容，并不无情绪化地写道：“谈了这久，态度和蔼，不能不说是优厚了。结果不出所料……”24胡风后来在服刑期间，倒是很详细地回忆整理了一份洋洋五千余字的《和周恩来谈话要点》，但在事后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事后诸葛”之嫌，其中有关他当时的真情实感已没有真实再现，此时周恩来已去世，他可能不忍心对“父周”发泄自己的怨气和不满了。

　　胡风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里面装满了聪明和智慧。可他也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北京误作重庆，把周总理误作“父周”，甚至把北京的中共误作延安的中共……他如此不“与时俱进”，焉能不“十载痴情成噩梦，春光荡漾上囚衣”？25

　　周恩来讲“隔膜”

　　周恩来在胡风案中把控不力和久拖不决，没有名副其实地成为胡风的“保护神”，其实是有“难言之隐”的。笔者仔细梳理周恩来与胡风的“恩恩怨怨”，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历史性误会”——他们本不是“同路人”，周恩来是“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家，胡风是“处江湖之远”的文学家，按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所说“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26他们的“冲突”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周恩来在胡风入狱后的第二年即1956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似乎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性误会”究竟在哪里。

　　周恩来讲道：“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很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问题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27

　　周恩来的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和意味深长。笔者经过反复琢磨，觉得他的话似乎就是冲着胡风说的，尽管他在此并未提到胡风的名字。周恩来在整个讲话中有一处倒是提及胡风，但那是一句当时流行的口号：“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那么，“他们”——知识分子，和“我们”——党，之间存在的“隔膜”，是否也包括他——胡风，和我——周恩来呢？而胡风与周恩来的“恩恩怨怨”，是否“隔膜”所致呢？或许正是因为“隔膜”，周恩来与胡风的交往和感情在建国后才那样若即若离乃至渐行渐远，事关胡风前途和命运的约谈才那样扑朔迷离和姗姗来迟。而“隔膜”的原因，按周恩来的说法，当然在于胡风——他就是“另一方面”中的“很少数”之一。周恩来在讲话中逐一列举的“隔膜”的种种表现，虽与毛泽东以“编者按”的形式给胡风罗列的种种罪名不可相提并论，但在坚决维护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专制统治上，二者也可谓异曲同工。

　　令人感慨的是，周恩来在主席台上大讲“隔膜”时，胡风还在牢房里吟诵“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28不知胡风后来是否读过周恩来的这个讲话，笔者在所有胡风著述中没有见到他就周恩来讲的“隔膜”发表感想，他是否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周恩来存在“隔膜”呢？

　　胡风与周恩来的“隔膜”，首先就在情感上。胡风通过与周恩来在重庆“蜜月期”的交往，坚信自己与周恩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没有什么“隔膜”的。可周恩来并没有如胡风那样“多情”，他不仅没有把自己当作胡风的“知己”，也没有以“恩人”自居。在周恩来看来，他与胡风的交往，只是“公交”——工作关系，根本不是什么“私交”——个人关系。他在重庆之所以那样关照胡风，就是因为统战工作的需要。据冯白鲁回忆：“1950年至1954年间，我因工作经常出差到北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谈起胡风，我把文艺界有的同志对胡风的我不认为是公平的批评，向总理作了反映。我提到《死人复活的时候》（胡风所作——引者注），让这篇文章作为使我感到不平的根据。总理片刻沉思，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但明确说：‘胡风，是我们党的重要的统战对象，应该团结他。……’”29冯白鲁在此对周恩来的话是作正面解读的，以为胡风是“团结的对象”。而王丽丽则认为：“无论言辞（指周恩来的话——引者注）直露或婉转，都非常明显地传达出了‘非我族类’的异端感。”30胡风在周恩来的感情天平上不过是一个“统战对象”而已，而他竟然一厢情愿地把周恩来当作“父周”，这难道不是“历史性误会”或“历史的隔膜”吗？

　　其实，周恩来在“上半场”批示同意对胡风进行批判，本就是公事公办。他即便认为与胡风有宿怨的周扬不适宜领导对胡风的批判，这对处于弱势的胡风很不公平，但他出于“公心”而不能顾及“私情”；他尽管写给周扬和胡风的信在用词上比较委婉，内心里也只是要胡风认错检讨，但他后来能够容忍周扬对胡风批判过火甚至将其“往死里整”的做法，说明他对胡风不好好认错和检讨是不满意的，那么他也就不会“无原则”地保护胡风过关。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专门写道：“周总理对胡风是极其关心的，但他的关心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胡风，其次是关心他的文艺思想，决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他对胡风的思想观点没有个是非看法。”31

　　胡风与周恩来的“隔膜”，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周恩来是职业政治家，而且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他参与创建的中共，是一个重原则不重人情、重集体不重个人、重纪律不重自由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内，当组织需要时，个人要绝对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乃至生命也要在所不惜。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更是以身作则，在党内以“铁面无私”、“顾全大局”著称。因此，他在胡风案中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以政治原则和革命利益为出发点的，而胡风却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个人私情为出发点的，他们之间的这个“隔膜”，是胡风向周恩来苦苦求助而周恩来不能“拔刀相助”的主因。

　　既然周恩来在“上半场”就没有打算保护胡风过关，那么指望他在“下半场”对胡风“拔刀相助”，则是“白日做梦”了。因为胡风案随着发展已不是一般个案，而是由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钦定的“御案”，可想而知，周恩来只能讲政治、讲原则，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在当年，什么是最大的政治？服从毛泽东就是最大的政治。何况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复杂，他曾经是毛泽东的上司，并被指控参与所谓王明路线“整”过毛泽东，因此他在延安整风中是作检讨最多最深刻的一个。自此之后，他都一直拳拳服膺毛泽东，从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在中共七大上高调表态说：“永远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永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永远当毛主席的学生。”32而周扬“别有用心”地把胡风的材料捅到毛泽东那里，引起“龙颜大怒”，把胡风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周恩来怎么可能在“下半场”出面为胡风说话？那岂不是与毛泽东唱对台戏么？中共建国后个人崇拜之风比延安更甚，毛泽东的权威更不容任何人挑战，周恩来怎么不明白与毛泽东对抗是什么下场？他只有永远牢记“三个永远”。

　　邓小平曾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33其实，自周恩来发表“三个永远”之后，他岂只是在文革中“违心”，可能在好多时候都不得不“违心”。周恩来在胡风案中那样“无情无义”，难道不也是“违心”之举么？

　　本来以周恩来的出身、学养和人品而论，他具有儒家风度，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内心世界里有丰富的仁爱情怀。因此，他并非不念与胡风的旧情，也并非不想救助胡风。在新近披露的有关胡风被捕前后的史料中，有一个重要情节证明周恩来曾经试图“庇护”胡风。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加有“编者按”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该文的“附记”、《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和署名“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可不知何故报纸“乱点鸳鸯谱”——把胡风“自我批判”的第三稿错排成第二稿加第三稿的“附记”。正处于危境之中惶惶不安的胡风，当天早上发现“错排”，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反映这个重要情况，请求周总理出面过问此事。本来自胡风案由毛泽东接手后就不便插手的周恩来，此时对胡风反映的情况似乎也没加考虑“避嫌”的问题，而是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立即指示周扬调查此事。此时周扬虽然正忙着怎样进一步将胡风“批倒批臭”，但对于周恩来的指示还是不敢违抗，便向康濯等人调查后给周恩来汇报了“错排”经过。周恩来闻讯后，当场责令《人民日报》“更正胡风检讨稿”并“做检讨”。就在当天上午10时许，周扬、林默涵、袁水拍、康濯等人还商议如何处理“错排事件”，可到了中午，周扬“灵机一动”突然决定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下午1时许，周扬带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称“（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并说“错排”事无关紧要。于是，在时隔3天后，公安部派人拘捕了胡风。34

　　“错排事件”在胡风案中如此“虚惊一场”，个中之谜，值得探究。《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第三稿和第二稿“颠三倒二”错排了，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有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更正一下就是了。可周恩来为何对“错排事件”那样“大动干戈”呢？因为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第三稿与第二稿，在认识错误的性质和态度上措辞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对胡风的处理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正是如此，胡风才情急之下给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也才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处理。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周恩来在“下半场”为胡风出面说话的唯一一件事情，自然就格外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周正章就此分析认为：“周恩来要《人民日报》就登错胡风稿而做检讨一事，是不是毛听了勃然大怒，对周恩来庇护胡风感到恼火，遂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警告周恩来插手太多，遂执意让胡风由‘人’变成‘鬼’呢？”35

　　周正章的分析缺乏史料佐证，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不过事实上，周恩来为“错排事件”而“大动干戈”，其结果却不了了之，这显然是毛泽东的影响所致。否则一国之总理下达的指示，岂能如周扬所说的“无关紧要”？周恩来无论是否承认或接受与胡风有无“知己”和“恩人”关系，但他对胡风的历史情况和政治表现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对舒芜、林默涵和周扬精心炮制的几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及毛泽东在这些材料上所写的批示即“编者按”，周恩来岂能不知仅凭这些材料而“按”下的罪名是莫须有么？可他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得不“难得糊涂”，至于胡风由此惨遭不幸，他也只能让其“听天由命”了。唐根华在《略谈当年“文革”中周恩来的所谓“违心”》中说：“由于当年毛泽东在过去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逐步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加之建国之后党内个人崇拜之风的愈演愈烈，尤其是后来‘文革’的‘造神运动’，使得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内相当一批人都对毛泽东有一种盲目崇拜感，将其当做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当年‘文革’中周恩来之所以出现某些所谓的‘违心’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思想根源恐怕也就在于此。”36如果说周恩来在胡风案上也有“违心”的问题，当然也应该归咎于他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而“党内个人崇拜之风的愈演愈烈”，与当年周恩来带头表态的“三个永远”是否有历史渊源呢？

　　胡风案虽然只是个案，周恩来无论是在“上半场”还是“下半场”的态度和行为，似乎只能看作是他的个别表现，而不能看作是他的全部表现。然而，他的“隔膜”言论却是对着所有知识分子讲的，应该代表了他的整个知识分子观。周恩来历来是积极主张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并曾经以自己改造的经历，感染和引导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语）正如孙丹在《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情结》中所说：“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反对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漠不关心，低估他们的进步性，也反对只看到知识分子的进步性而看不到他们的缺点，盲目信任，不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37按周恩来讲的“隔膜”，“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也就是不放弃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与毛泽东及其中共保持绝对一致，不心甘情愿地充当“驯服工具”……那么，“他们和我们之间还会有隔膜的”。而“隔膜”的存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在笔者看来，周恩来讲的“隔膜”还是比较委婉的，因为他的这个报告总的基调是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要充分尊重、信任和使用知识分子”。然而，周恩来的讲话还言犹在耳，不久便发生了中共与知识分子的严重“冲突”——1957年的反右，几十万知识分子因言获罪惨遭整肃；接踵而来的文革，无以计数的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蒙冤受难。而且颇有戏剧性的是，“起义”的舒芜和“改造”好了的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知识分子中的“红X类”，也在反右和文革中未能幸免。

　　鲁迅论“隔膜”

　　周恩来讲的“隔膜”，是站在统治者中共的立场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期望知识分子按中共和毛泽东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后，才能成为“团结”和“使用”的对象。而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中共有无“隔膜”呢？他们所认识的“隔膜”与周恩来所讲的“隔膜”，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胡风早在1949年就意识到了“隔膜”的存在，只不过他所意识到的“隔膜”并非周恩来所讲的“隔膜”，也并非意识到了他与周恩来之间存在这个“隔膜”。胡风确切认为在他与周扬等中共文艺官员之间，是一定存在“隔膜”的。他在5月24日给田间的信中吐露心声道：“但在我，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这以前，我以为我的一点微弱的努力可以‘聊胜于无’，而且还是别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我满腔幸福地迎接了今天，所以，对这‘隔膜’我坦然得很，我有勇气让别人判定我过去无一是处。……我也并不是不想解除这个‘隔膜’，但难的是没有这个力气。”38胡风所说“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可谓一语成谶，他是带着“历史的隔膜”进入另一个世界的。

　　绿原在1989年发表的《胡风和我》一文中，也特意将鲁迅在《隔膜》中的一段话作为引言之一：“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39而绿原在时隔3年之后发表的《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一文中，又特意对此作了一番解释，认为鲁迅的话“切合胡风的境遇，自不待言”。40

　　鲁迅所写的《隔膜》，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发话的，矛头指向统治者，当然与周恩来所讲的“隔膜”有本质不同。鲁迅以清朝的文字狱为例，分析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41胡风上“三十万言书”，不也是“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犯了罪”么？他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开篇写的“给党中央的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学习四中全会（即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引者注）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的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理论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他接着在列举了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搞主观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导致党的文艺事业出现“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萎缩而混乱”的事实之后，发自肺腑地说道：“是这些事实及其所产生的危害作用，使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被一种混和着痛苦和愤怒的心情鞭策着，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个报告。”42这字里行间，流露出胡风的赤胆忠心。然而他的“三十万言书”，后来被指控为“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罪证”。胡风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被誉为“鲁迅的好学生”，可怎么就没好好读先生的《隔膜》呢？而绿原几十年后方从鲁迅的这篇文章中，“才发现胡风和我们‘糊涂’到什么地步，真是已经欲哭无泪了。”43

　　中国自古以来，凡向当朝上书者都没有好下场。从海瑞“抬棺上书”到康有为“公车上书”，从彭德怀的“万言书”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都成为历史上一幕幕悲剧。鲁迅在《隔膜》的结尾写道：“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笔者不禁感慨系之：我们如今不也还认为胡风是“忠而获咎”而为他不平么？那么也正是“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如此看来，无论是周恩来所讲的“隔膜”，还是鲁迅所论的“隔膜”，欲消除则未可期也！

2011年11月起笔
2012年12月完稿

　　注释：

　　1绿原：《胡风与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39页

　　2《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25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28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4《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第131页

　　5《胡风回忆录》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6《胡风回忆录》第164～165页

　　7《胡风回忆录》第225～226页

　　8《胡风回忆录》第225页

　　9梅志：《胡风传》，第72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胡风传》第447页

　　11《胡风回忆录》第158、307页

　　12《胡风全集》第6卷第62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书屋》2003年第3期

　　14《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3期

　　15《胡风全集》第6卷第107页

　　16《胡风全集》第10卷第44页

　　17《胡风全集》第6卷第107页

　　18《胡风全集》第6卷第111页

　　19《胡风家书》第124～125页

　　20《胡风家书》第151页

　　21《胡风家书》第163、198页

　　22《胡风家书》第244、251页

　　23《胡风全集》第10卷第293页

　　24《胡风家书》第258～259页

　　25《胡风全集》第1卷第467页

　　26鲁迅：《集外集》第1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8《胡风全集》第1卷第466页

　　29《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第319页

　　30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3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1《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14页

　　32《邱会作回忆录》第142页，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版

　　3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第37～38页

　　35周正章：《胡风事件五十年祭》，转引自《东湖社区·楚天杂谈》网

　　36《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第7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7《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第831页

　　38《胡风全集》第9卷第544页

　　39《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29页

　　40《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第37页

　　41《鲁迅全集》第6卷第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2《胡风全集》第6卷第94、102页

　　43《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51页

来源:共识网 | 责任编辑：向异

转自共识网，2013-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