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马英九：《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一、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

　　1.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此前已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白色恐怖，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是，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杨力宇：《向历史交代——蒋经国晚年的重大决策》)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对此，马英九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马英九：《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2.尊重宪法，依宪治“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主权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戒严”，使宪政受到很大束缚，宪法基本成为掩盖一党专政的遮羞布。

　　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这是蒋经国首次公开表态，断言力行宪法，排除军人干政，结束蒋家独裁。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417页）当时在现场传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3.顺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推翻，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3页)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

　　4.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党禁”未开，民进党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国民党要员要求对民进党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李登辉1986年9月30日记，见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12月2日）蒋经国默认民进党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5.“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

　　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二、蒋经国关于政治转型的主要措施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

　　1.调整决策机构

　　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常委撤换了4人：撤下的是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换上的是李焕、吴伯雄、施启杨和陈履安。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二

　　2.组织“革新小组”

　　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戒严令”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3年第03期 | 责任编辑：令狐冲

转自共识网，2013-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