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传记《出没风波里》新书发布会

　　时间：2013年1月25日下午

　　主持人：尊敬的江平教授、黄闽社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首发仪式现在开始。今天的活动是由法律出版社主办。2010年9月18日，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了江老师的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发布会，当时这本书的出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轰动，这本书获得巨大荣誉。我看到在《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的后面，具体介绍了所获的奖项和媒体推荐情况，当时获得奖项就有十几项之多，成为当时全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今天我们又迎来江平老师的自传的姊妹篇，就是《出没风波里》的出版和发行。谈起江老师传记的编写和出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策划和安排过程。

　　江老师是法学界最著名的法学家，公认的法学泰斗。他也是跨越法律领域的公众人物。江老师一生经历坎坷，应该说他的一生是辉煌、传奇的一生，他这样的经历是文学创作最好的素材。几年之前，江老师很多学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在思考商量，如何充分利用江老师宝贵的人生财富，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

　　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提起这个话题，就是在《法制日报》的主任编辑郭恒忠先生。在江老师70大寿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谈起这个话题。但是后来江老师认为，在70岁的时候要写个人传记还为时过早，很多问题可能还很难盖棺论定，所以说再等等吧。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到了80大寿的时候，尤其后来江老师突然一次生病，使得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我们应该趁江老师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来收集他人生宝贵的资料，来为这本书的编写进行准备。所以这个时候这本书的编写摆上了日程。

　　最初，我们只是想编写一本江老师的自传，同时江老师自己本人已经写了一部分的文稿，对他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一些学术观点做了初步整理。后来我想，通过安排助手来协助江老师，由江老师口述，整理成一本个人自传。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觉得有点遗憾，仅仅编写和出版江老师的口述自传，好像还不能满足很多的学生、很多同事及社会公众的需求。大家不仅想要了解江老师的历史和他的丰富生动的经历，同时大家也想分享各位江老师身边的人和江老师进行共事的人对他的感受、认识和评价。因此，仅仅一部自传的传记远远不够，因为江老师为人十分谦和，虚怀若谷，让他客观地评价自己，那是太为难他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评价到位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客观的，具有高度也具有深度的公众评价，这就是江老师的评传《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策划和安排的原始动机。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作者陈夏红先生勤奋艰苦的创作劳动下，在法律出版社大力的支持之下，当然也是我们尊敬的江平教授全力的支持和配合之下，这本很多人关注、期待的江平评传终于问世，今天在这里举行《出没风波里》的首发式。

　　下面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出席会议的各位来宾。

　　法律出版社黄闽社长、吕山副总编辑

　　中国政法大学管晓锋、刘智慧教授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先生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施天涛先生

　　最高法院民三庭庭长孔祥俊先生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副主任程合红先生

　　《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先生

　　中国律观察网主编赵国君先生

　　《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计伟民先生

　　法制日报编辑 郭恒忠先生

　　两年前江平老师得自传已经引起了社会轰动，我们也在期待这一次江老师评传的出版，会又一次引起法学界的轰动和引发新一轮的江平热，我们期待着。

　　下面有请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先生致辞！

　　（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中国律观察网主编赵国君等三人的致辞略）

　　主持人：谢谢赵国君先生 。江老师两本传记是书，江老师的经历更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江老师的历史，也都会得到不同的启迪。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代表，是我们85级毕业的学生，我看了一下也应该是这本书采访的人物之一计伟民先生。

　　计伟民：江平先生的知识分子人格和自由主义传统

　　计伟民：尊敬的各位学界的老师以及媒体朋友，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首先想表达几点敬意。第一，向陈夏红师弟表示敬意。我想祝贺夏红师弟，他又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向我们贡献了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展示了江校长的一生，以及精神世界，对我们时代以及国家的意义。像刚才黄社长说的，以江校长的高风亮节，谦虚品格，确实在第一本书里面，我的感觉看完以后很不解渴，跟我所认识的江校长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第二，我要向法律出版社致敬，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典故，就是在当时夏红做完这个书稿以后，曾经把原稿发给了我，让我给他看一遍。看得过程当中，我当时最担心的事情是，这本书别出来以后，已经不是我所看到的这本书稿了。当时我跟夏红交流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这种情况，其实还不如不出。我们看到在第一本《沉浮与枯荣》的时候，已经删掉了几万字，我们发现江老师人生经历，甚至是人生最重要的经历是被遮蔽的，当然这不是出版社的原因。就这本书来说，大出我的所料，当时我给夏红发了一个短信，应该向出版社致敬。这个年代出一本关于江校长的书不难，在现有环境下，尽自己的所能，尽可能保留一个原汁原味的江校长，这才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事情。

　　第三，敬给书的主人公，也是永远的江校长。我是85级毕业，1989年毕业，当然现在这个年份，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变的比较敏感，每一年总有那么几天，在百度上搜索不到这个年份。但是这个年份，对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包括在底下86级的校友孙国栋，对我们两届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时代。也是这样一个年代，把我们跟江校长，这样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命名，和我们这批学生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一个说法，江校长是法大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我感觉非常幸运，江校长的印在毕业证上只盖了500下，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在那本书写到，江平这个大印只在500个法大毕业册上盖印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是对法大85级这一批学生来说，是我们的幸运。

　　讲到这里，我就想既然说是一个学生的代表，从学生代表讲讲我所理解的江校长。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看任何一个大学，我们提到一个大学，大家扪心自问的时候，你骄傲的一般是以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的学校，但是只有法大是非常特别的，他是以一个校长为骄傲，这种骄傲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毕业生，一骄傲就骄傲了20多年，我相信会永远骄傲下去。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底年级，包括在校生，很多人说之所以选择考法大，就是为有江老爷子在法律江湖上神奇的传说。在我看来，江校长开创了法大文化和精神的传统，因为其实在我入学的时候，我1985年入学的时候，中国法律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起步阶段，相对比较幼稚的阶段。那么在当时我觉得江校长在法大创造了极为宽松和自由的传统，这种传统现在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当时在法大与其说我们学到了什么知识，还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的灌输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这样一种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才促使法大的学生从骨子里养成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权利的向往，由于江校长强大的气场，已经在20多年下来，仍然在校园里面维持。

　　我可以作为一个法大毕业生，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们在整个20多年来，所有中国大学高校其实在物质飞跃的同时，精神层面都在飞跃。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在公共领域去为国家为民族呐喊的人。但是我就是说，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他的精神之脉其实就是从江平时代开始的，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一个意义。

　　第二，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江校长为法大学生确立一种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和精神气质。我觉得对85、86级学生尤其如此。大家可能没有仔细看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江校长的＂惊天一跪＂，夏红跟我说江校长其实是否认这一点。其实，事实真相真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用这样一种方式，用极为悲壮的方式表达对江校长的敬意，这才是重要的。

　　在我人生记忆当中，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1989年当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在礼堂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当时高唱国际歌，台下是学生流，台上江校长老泪纵横，领着我们唱国际歌。国际歌在那个年代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个毕业典礼上法大历史上唯一一次唱国际歌完成的毕业典礼，即使以后有重复，但是无法达到当年的精神高度。这样一个行为，当时照亮了当时人生穷途末路的毕业生，给他们人生带着光亮，使他们带着辛酸投身国家的茫茫人海当中，把很多精神上的东西能够保持下来。

　　再比如说，关于江校长免职问题，其实我们毕业以后很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是免职，不去主动辞职呢？我没有仔细看这本书，不知道这一段有没有保留，我跟夏红谈过这个问题。这恰恰证明江校长是多么富有牺牲精神，当时你主动辞职是一个多么轻松的一种选择，但是我坚守在这个位置，能够保住多少学生，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付出。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江校长在很多人毕业纪念册上提了很多字，最重要的八个字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些东西对法大学子影响非常深远，在公众领域非常活跃的法大的人，当然我说非官方的法大的人，比如在座的孙国栋，还有86级的王俊秀，他们都各自在做自己理想主义的事业。我相信他们都是从那一年，从那个时代，从江校长身上得到了精神的滋养，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前两年有消息说江校长因为身体原因，有一次小的中风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都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那是发自肺腑的。

　　下面要谈到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江平。我在书里被删掉的部分曾谈到过，曾经有很多人谈起蔡元培的问题，说江平是不是可以跟蔡元培比？当时我跟夏红的意见，我说是不能比的，这个书里面有记录，但是把后面删掉很多。当时我的理由，书里面所记的，对蔡元培来说，他的贡献是创造大学自由的传统，江平是提出了只向真理低头，只写了这个，后面被出版社删掉。后面我想说的真实意思是，当然不是说蔡元培不伟大，这是两代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比较，你创作一种自由的文化传统，是每一个大学校长都应该去做的，而且可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这样，蔡元培反抗的是传统教育体制，江校长在那样教育体制下，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在座各位都很清楚，他所面临的压力和蔡元培完全不是，在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没有可比性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90年代以后，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转型。我们非常激动地看到江校长依然站在这个时代最前列。我觉得90年代对江校长来说也是一个个人的重大转型节点，从那个年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包括刚才国君所说的，包括后来一系列所说的公共领域，那么多的发言，从那个年代开始，他已经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校长，也成为了一个思想的战士，他甚至也不仅仅属于法大，也开始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的校长。他所说的只向真理低头，我所能做的只是呐喊。

　　最后说两点期待，第一，我真切的希望江校长能够健康长寿，因为他健康长寿，他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贡献越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夏红那本书根本没有写完，还应该继续记录下去，我们可能遭遇了一个不太幸运的年代，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有江校长这样的知识英雄，他给这个堕落的年代和社会带来了光亮，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的烛光，希望夏红师弟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从更广阔的意义来说，江校长传记已经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传记。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可以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理解这句话。江校长个人的传奇，个人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历史，他是属于中国知识，属于出版国家的传奇，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感召起更多的有良知，有担当，有理想的后来者，能够后来汇聚成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大家一起写更宏大的国家之书和命运之书、人生之书。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计伟民先生。江平老师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可以说是最令人感叹的一种历史，但同时为这段历史而进行创作，也是最难得的机会，我们非常羡慕的看到，陈夏红先生获得了这样的机遇。两年以前的《沉浮与枯荣》，陈夏红因为协助江老师来整理，这本书的成功使他初具胜利，今天的《出没风波里》，也许使陈夏红声名大振，以后以后陈夏红先生成为名副其实的传记作者或者是作家。下面有请陈夏红先生致辞！

　　陈夏红：尊敬的江平老师，黄闽社长，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的新老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大家来出席这个首发式，见证《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的诞生。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作者，事实上不需要说太多。书摆在这里了，好与不好，评价乃至作出结论的权力在读者那一边。我觉得作者正如厨师做饭，菜端上来，厨师可以说功未成，但身可退。唯一需要劳烦在座的，就请用您的生花妙笔告诉读者：这本书出版了。

　　首先我想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本书能够以今天这样相对完美的方式面世，与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为江平先生作传是我许久以来的愿望，可能也是很多其他朋友的愿望，很荣幸我在两三年前被选中，今天梦想成真。

　　我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机会，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聪明，而是因为江平先生和他的时代实有太多的故事，而我在江平先生、赵旭东教授，还有各位采访对象的支持下，把这些故事用书本的形式告诉读者。此外法律出版社各位领导、 孙东育、郑导，美编乔智炜，营销编辑张心萌等，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幕后功臣，都做了很多工作。另外，家人的支持也是我完成这项事业的重要保障，写这本书时李海艳女士还是我的女友，现在她已经成为我的爱人，未来将成为我孩子的妈妈。当然，最该感谢的许许多多受访者，甚至如蔡定剑先生，他已经无法看到这本书的出版。鉴于这些人的贡献对这本书的重要性，我郑重地将致谢名单放在了书的第一部分，尽管这不太符合中国的出版习惯。

　　大家可能也想知道这本《出没风波里》与《沉浮与枯荣》区别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有着巨大的差别。《沉浮与枯荣》主要基于我对江平先生数十次的专访，然后由我参考其他文献整理成文，最后由江平先生审订。而《出没风波里》则主要是基于对近百位知情者的采访，他们中，既有江平老师的家人，也有中学同学、留苏同学，当然更多是江平历年的同事和学生。凡是在《沉浮与枯荣》中使用过的材料，不到万不得已，《出没风波里》基本不再引用。我想这既是对我的挑战，也是对读者最大限度的尊重。

　　大家可能也想知道删节情况。江平老师赢得如此广泛地尊重，既来源于他不停歇地为民主法治宪政鼓吹，更来源于他在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运动中的言行。遗憾的是，在目前这个版本中，这一部分基本上所剩无几。我想说的是，这本书能够以今天这样的面目出现，我和出版社做了最大的努力（在确保本书正常发行的前提下，尽可能少删），也做了最大的妥协（为了出版，不能不删）。作为作者和编者、出版社，我们欣赏对方的专业素养，但不得不一起向这个糟糕的文宣体制妥协。当此特别时代，我们即是受益者，更是失败者。我们见证了这一切历史，我们亦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本书出全本的时光不再遥远。

　　江平先生的一生，沉浮枯荣，出没风波，既是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是法治中国进程的缩影。这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浪花一朵。他是转型中国法治的星斗，他是红色中国的法治的见证人。我希望这本书，比江平先生更了解江平先生，比历史真相更接近历史真相，成为您了解这个时代的窗口。

　　先说到这里，我乐于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夏红先生。作为一个名人，要有一本名人的传记，这已经是人生的难得荣誉，而一个名人能有人写两本传记，这恐怕不仅在法学界，在整个中国当代社会也是少有人可以享有的殊荣。而我们尊敬的江平教授，他得到了这样的无上荣誉。这样一个人物传记写作，其实不仅仅需要他高尚的人格，他高尚的学问，其实还需要他丰富的传奇的人生经历，这是人物传记不可缺少的素材。从这一点来说，江平老师也是一个幸运者。江平老师丰富的经历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不知打动了多少人，因此我想江平老师他此生注定是当代的伟人，而且我们也预计他也将成为历史的名人。接下来有请江平老师，本书主人公致辞！

　　江平：法律人物值得书写

　　江平：非常感谢法律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可以说这是我的自传《沉浮与枯荣》的姊妹篇，一个是我写我自己，一个是别人评论我自己。严格说来，前两天我就看到这本书评论了，就是现在法制周末的＂别致的婚礼＂，我们出版之前已经有评论了。对于我的这本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能够发行这么多册，据我所知大概是十万多册了，应该说十万多册在一个法学界里面应该是很大的光荣吧。

　　我想这本书应该首先感谢夏红，我觉得夏红有几个优点：第一，他一直对于法学人物感兴趣。据我所知他曾经对其他人材料都做了很多搜集，比如杨兆龙和钱端升。第二，他有一个韧性，这个韧性就是一个真正客观的去搜集资料。我想这本书里面他访问的可能也有70、80个人了，这个搜集资料对于写一个传记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想夏红有这么一个品质，应该说可以开启我们国家对于法学界的历史人物的研究重要开端。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前几年我担任了一件工作，这个工作当初是钱伟长教授向中央写的一封信，说20世纪已经过去了，20世纪的学术上的人物在历史上还是一个空白，所以他向中央建议，能够就20世纪在各个领域里面，中国的学术人物能够有一个记载。中央接纳了他的建议，所以就委托科学出版社来编一套20世纪中国的学术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学术观点和包括他的经历。

　　主要当时是针对自然科学多一点，因为我们华人的科学家应该说也有很多成就，也有一些人在世界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么我看他给我看华人的传记还都是很感动的，包括地质、天文等等，但是后来他们觉得光编自然科学有点不合理，所以就希望能够就人文科学也做一些，那么人文科学当然就有困难了，因为人文科学一个面比较广，到底选哪些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最后他们觉得，在人文科学方面至少有经济卷可以肯定，法学卷可以肯定，教育卷可以肯定，历史卷可以肯定，所以在人文科学方面大概搞了六个部门。

　　后来他们就选择主编，几次找我来，希望我来担任主编。我开始想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来搞也不太合适，我也怕担任不起这个职务，后来在他们的坚持下，我也了解到经济学界，就是厉以宁和吴敬琏作为主编，而且他们也已经完成了人选的工作，所以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最难的是一个确定人选，谁能够作为20世纪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人物，所以我就组成了一个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成员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学学科各个主要部门的学科会长。最后我们几次筛选，经过各个分科的主编表决，推选出了150多位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法学学术家，学术人物。其中从沈家本开始，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一个，一直到现在在台湾的。我们包括了民国时期，包括了新中国时期，也包括了台湾这一些著名的学者。我想确定了这150多位，现在已经开始在写，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今年的夏天之前，每一个传主写的稿子要能够拿出来，希望明年能够出版。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这就是，至少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在20世纪对于法学做出了贡献的杰出人物，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至少我们法学可以跟经济学一样，同样作为一个很著名的学科。过去相当长时间，我们法学的人物并没有被社会承认，或者被历史承认，或者没有被领导人所承认。现在应该说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重视，法学在我们社会中管理，社会的秩序，社会的目标，他所起的重要作用。我想法学如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能够和经济学一样，对社会的管理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那么应该说我们法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得到了领导人的认可。如果这样来说，我为什么说这个话的意思，我们有必要更多的在这一些20世纪的学者，包括我们法学方面的学者，挖掘一些东西。

　　很多人很值得去挖掘，沈家本现在有人写了，杨兆龙呢？杨兆龙的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经历也可以说中国20世纪的缩影，我们过去对于旧法人员都是批判地态度，我们一概否定，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过去也很少挖掘，我们过去一谈到了旧法，民国时期，似乎都是一个消极的作用，其实法律并不见得都是消极作用。把人类可以扮演的角色，他能够起的作用，积极作用一般比消极作用大得多，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们还是寻找这个法律在努力前进，过去我们批判旧法，似乎在旧社会里面，凡是搞法律的人都是灰蒙蒙的，都是灰溜溜的，这个不符合实际。

　　所以，我在这儿也是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包括从陈夏红你们这一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再去深入挖掘。像陈夏红这样，如果你能够真正把一个人，钱端升的材料搞全了，写出一本书，杨兆龙的资料找全了，写出一本书来，这都是对中国法学的贡献。对于中国法学不光向前看的问题，也有向后挖掘的问题。那里面有很多是保障，过去没有挖掘的东西。如果能够把过去一些没有发掘出来的东西发掘出来，这就是对历史很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江老师，今天首发式第一项议程嘉宾致辞就告一段落。第二项议程是媒体答问，由本书主人公江平老师，还有作者陈夏红先生来回答各位媒体记者的提问。请江老师和夏红老师到前面就坐。

　　江平：我对中国法治的未来审慎乐观

　　新京报：江老师，从您自己经历来看，几代法律人的经历来看，在大陆的法学家很少有一生比较平静做学术的，绝大部分法学家非常坎坷，但是每个人坎坷不一样。很少有法学家能够善始善终，从这个结论来看，法学家要求的理性、公正，包括他呼吁的法律精神，跟我们新政权，通过革命进行政权，内涵的一套革命逻辑是根本上的冲突，是否印证法学家在新政权不可能特别的平凡？

　　江平：这个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在前30年或者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的政策还是在原来那样一种政策情况下，可以说是整个对于法律是否定态度。我想不用说我的自传，包括陈夏红的评论都可以看出来，出版这个书已经说明我们现在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

　　这个很大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对法律有一个继受观念，我们认为旧法和新法完全不一样，搞旧法的人都是错误的，你所选择的职业就是错误的，你所选择的职业就是为反动政权卖力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一样。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继受观念，继受观念就是你不能够一概否定。现在写我的什么观点还好说一些，终究现在写我的一些文章还没有涉及到旧法的问题，如果真的写杨兆龙，他当时被完全否定了，现在来说杨兆龙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但是这个环境，比起现代的一些人终究还是差了一些。

　　提问：关于苏联法律体系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们政治制度也学苏联，法律制度也学苏联，现在中国法律体系还有多少苏联的影子？

　　江平：我个人认为苏联法律对中国的影响已经终止了，也不用说基本终止。因为一个是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从这一段来看，我们后来根本也没有一个学习苏联化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上来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拿苏联的法律作为自己的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说50年代我们效仿苏联，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真正的效仿苏联。据我所知，那个时候我们很大一部分都是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多的调查都调查中国的社会状况。所以，不能说中国立法方面都是受到苏联影响的。

　　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反右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反的苏联，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尤其是我知道有一个最高检察院的访苏代表团，回来之后就是强调苏联的一般检查制度，所谓一般检查就是检察院可以对任何一个机关进行检查，这个问题在反右运动是作为重点批判的。所以反右的时候有一些名义上说是反苏划为右派，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是学了苏联一套才划成右派的，当时的无罪推定也是从苏联学回来的。所以我是认为在中国20世纪后半段，有那么20多年，中国法律受苏联影响的，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了。

　　财经传媒新世纪周刊：江老师，我们以前经常听您讲过，现代中国法律有一些进步，但是也有退步的地方，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以重庆事件为典型的情况，现在目前情况下，第一就是重庆发生所谓事变。第二，领导人的更替，大家对于社会有很多期待，但是我的感觉是，虽然现在新的政法委书记不进入最高层常委。我们对重庆事件反思，像当年对文革一样，反思不够。那么您个人来看，当下情况对中国未来法治走向怎么看？

　　江平：未来法治的走向，应该说从现在这一届，十八大所选出来的常委组成人员来看，我的态度是审慎的乐观。所谓审慎的乐观，第一是比较乐观，因为无论从习近平同志也好，李克强同志也好，他们所表现的新的风貌，尤其在作风和反腐问题上都有了很多表态。我也觉得最近政法委员会提出的四项改革，这个是积极的，第一个是劳教制度改革。第二是上访制度改革。第三司法制度改革。第四户籍制度的改革。我觉得这四个东西大体抓的方向是很正确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我对现在有一些以改变过去的那些错误的做法作为契机的一些动态，我也是很不赞成的。比如说李庄的事情，李庄的事情是明显的错误，如果我们连李庄的案件都不能够平反，那谈何法治进步。包括现在的网络的传媒方法，网络上传播的某些信息而被劳教的，现在也逐渐逐渐改过来。所以我总的来说是乐观的。当然我还是谨慎的乐观，所谓谨慎就是，终究还是完全表现为行动，只有当完全表现为行动的时候，我才能够对它有更多的信赖。

　　提问：陈夏红先生，在两年前出了《沉浮与枯荣》，江平先生的口述自传，时隔两年时间，你就有胆量写这样一个评传，其实我觉得压力肯定非常大，什么样的动因让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写这样一个书的想法？

　　陈夏红：非常感谢您的问题。赵老师最早找我的时候，请我写一个传记。我当时提出，写传记肯定先采访江平老师，我们决定先做一个江老师口述自传，做口述自传本身也是为这本书做准备。口述自传整理完了以后，我马上开始对其他人的采访，因为口述自传已经比较熟悉了，然后马上开始写这本书，2011年6月已经完成交稿。由于当时特定的一个环境，这本书当时还不让出版，我们一直等到今天，其实这本书是去年5、6月份能够跟大家见面，但是因为十八大原因，我们推迟到今天了。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本书写作的时候，本身有一种顾虑和担心，担心什么呢？同样一个人物，同样的历史和故事，写成两本书会不会重合或者是重复，看了第一本书还有没有兴趣再去阅读第二本书？后来我们也在一起商量，很重要的写作方向，要把评传和自传写成完全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两样东西是这两本书的反差，这两本书分别具有不同的价值。

　　第一个是事实问题，事实问题江老师的自传，他自己口述的历史，他自己记忆的历史是一个梗概，也是很简要的。但是当评传的作品进行挖掘和写作的时候，可以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其中特别是有一些历史事实，江老师有些人生故事，是他自己不愿意说，甚至不愿意来诉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评传，作为第三者是可以把它如实的端送到读者的面前。我想特别说的，也是很多人经常议论，关心江老师的故事，就是他的情感方面的。

　　第二个就是评价，作为一个自传，江老师这个人不善于评价自己的，他更不会过高的评价自己，而我们经常谈论江老师的时候都在评论他，所以这个时候评传书最大的优势就在江老师之外，作为旁观者，作为第三者来交流对江老师的各种认识、体会和评价，而这样的内容跟他的自传又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内容和风格，所以这本书创作的时候，夏红进行创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目标，也是他的一种独到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因为中国是公权力和私权利有博弈，这种博弈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阶段，之后一段时间又会呈现大概什么样的趋势呢？

　　江平：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仍然是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矛盾。私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上升，公权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最近习近平同志的一句话，把公权关在制度的牢笼里面，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是震撼人心的，因为是要把权力要关在制度的牢笼里面，这句话对享有公权的人一个重大提醒。不仅是指出公权不能够谋私，也说明公权不能够任何滥用，也可以说公权不能够再来任意侵犯私权，所以我觉得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公权和私权的博弈中，私权越来越占据上风。

　　主持人：我们媒体答问告一段落。最后一个项目是媒体的专访，有需要专访的媒体特别跟江老师和夏红进行交流。

　　《出没风波里》江老师传记的出版是我们法学界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盛事，也是出版界的盛事，满足了我们广大读者的渴望，对我们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看这本书我觉得可能比我们看一些大片、看普通的文艺作品，有不同的收获和启发。所以我们衷心的感谢主人公江平老师，衷心的感谢陈夏红先生，也衷心感谢法律出版社，本次《出没风波里》新书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2-28 | 责任编辑：王科力

转自共识网，2013-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