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咸丰年间的一本古史，距今一百五十年，而且是洋古，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热议？看来还是革命与改革的老问题，让人欢喜让人愁。 
　　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一纸风行，跟进者众。能否像他那样“告别革命”？托克维尔不这样看。他不是王党，而是自由派贵族，这一派人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出身，恰恰相反，不因家世遭毁而一概反对革命。他告诉我们的是，1789年革命初起，确实有值得同情的理由，只是后来越搞越大，搞得人人自危，这才应该反对，应该检讨。他维护的是“小革命”，抵制的是“大革命”，尤其反对“革‘革命’的命”。如果放在20世纪，他一定会否定“十月革命”革“二月革命”，也反对1927年“国民大革命”革“1911年辛亥民国”的命。 
　　革命可以分析为多个版本。如果局限于政治领域，或可称为“小革命”1.0，这样的革命不伤害社会，正好与教科书所言相反，应称“好得很”；如扩大为社会改造，则可称“中革命”2.0，开始向反面走，必须防范；再扩大，再持续，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那就“糟得很”，只能称“大革命”3.0，那才是要告别，而且要反对。武昌起义第二年，黄兴回湖南与家乡父老议论，曾说到辛亥革命是革腐恶政府的命，万不能延及乡间社会，谁若这样干，谁就是罪人。这样的立场，与托克维尔庶几相通。 
　　鲁迅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按他所期盼，只能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 
　　托克维尔认为，危机多半发生在改革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年代，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此前一个革命观：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其实很“势利”，弹簧压得最紧，未必有反抗，一旦走向改革，弹簧松，社会则爆发报复性反弹，大规模抗议多半就发生在这时。这话说得很难听，有点像任志强说房产——“话糙理不糙”。但是，能否将这一逻辑再向前推一步，干脆说早知如此，那还不如不改革？或者更“糙”一把：我们就是不改革，你们又能怎么样？ 
　　如果这样读托克维尔，那就读岔了。他确实说过上述不利于革命的话。但他更为犀利的分析是在下一步： 
　　改革一旦发生，万万不能停顿。法国革命之所以从1.0走向3.0，原因之一就在于已经改革的那一部分，使得尚未触动的这一部分变得更为丑陋，此前尚能忍受，此时已不能忍受！验之于辛亥革命前，清末改革不可谓无诚意，不可谓不“俯允民情”，最后却是被核心深处的那把老算盘绊倒：1909年推出“皇族内阁”，名单一公布，舆论大哗，这才逼反了立宪党人，这才有1912年清室逊位。改革既已发生，从此就意味着与革命赛跑。不能改革到一半，摸到一块最大石头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就只能让后面的革命赶上来扑倒——千夫所指，焉能不倒？ 
　　 
　　来源: 南方周末

转自爱思想网，201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