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学风格，但我知道，有不少专家和读者热爱他。超越个人的品味偏见，我愿意承认，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

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如果莫言像一些左派作家那样，真诚地信仰《讲话》的精神，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同样在人格上会尊重他。

然而，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我们不能做到在公共正义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毕竟这个国家在进步，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的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起来自觉地坚守价值底线，守护一己之信念，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失去了社会基础。

王安忆能做到的，其实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做到，包括莫言。只是我们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点滴抵抗”和坚守良知。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蜡烛不在他人手上，就在你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