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陳宜中

【原編者按】笑蜀，中國大陸知名政治評論員，本周憑借為FT中文網撰寫的評論文章《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獲2015年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最佳評論獎”。本文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宜中2014年11月5日為笑蜀所做訪談，詳細回顧了笑蜀對中國社會政治發聲15年的經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文章首發於台灣《思想季刊》2015年第一期，FT中文網獲得授權全文刊發。本文為訪談上篇，重點談及笑蜀作為知識分子和媒體人的經歷及其對維穩體制的認識。

一、早期經歷

笑蜀：我是1962年生於四川儀隴。父母都是鄉村教師。當時鄉村教師分兩種，一種公辦，一種民辦。我父母都是公辦，在儀隴的邊遠山村教書。我們縣以前是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即所謂“老區”，現在仍很窮，仍是國家級貧困縣。像吉普賽部落一樣，我父母不斷遷徙，這個村子教兩年，那個村子教兩年，我也跟著流浪，至少住過三個村莊。從小跟農村的孩子一起玩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從反右到文革，您家裡受到哪些影響？

笑蜀：我父母都是地主子女，文革中受批鬥。我到入學年齡，隔壁的民辦老師招生不肯收我，就因為我的家庭出身。

陳：您父母都是老師，也教您嗎？

笑蜀：哪顧得上？我爸遠在外鄉，又一直挨批。媽媽一個人帶我們五個孩子，還要一個人教復式班（按：不同年級合組而成一個班）的所有課程，根本忙不過來。我打小就是野蠻生長。文革期間無書可讀，我只好讀報紙雜志。我父親每周或半個月回家一次，帶的禮品都是《解放軍文藝》一類的讀物，我拿到就高興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政治啟蒙蠻早。最早印象是1971年9月林彪案發生，當時是逐級傳達，從中央傳達到鄉村小學，已經是10月了。當時鄉小（按：村小的上級是鄉小）叫我媽媽去開會，但沒事先告知主題。媽媽剛好生病，就叫我去。我把會議內容回家復述給媽媽聽，說林彪叛逃摔死在溫都爾汗，媽媽嚇壞了，一巴掌打過來，以為我亂說。那時起我就慢慢對政治有了關心。

陳：您1980年去廣州中山大學讀歷史，歷史系是您的第一志願嗎？

笑蜀：當時我考分不低，心高氣傲，第一志願就填了北大，中大是第二志願。歷史系也是第二志願。我從小就想當作家，專業第一志願是中文系。結果取的都是第二志願，即中山大學歷史系。

陳：能否談談您的大學時代？

笑蜀：我剛進大學時，西單民主牆運動和以全國高校為中心的民刊運動，已接近尾聲。很多高校都有自己辦的民間刊物，有些是文學性的，也有很多政論性的。中山大學的刊物《紅豆》我看過好幾期，是學生寫、學生編，還可以拿到市區去賣，那時比較自由。我體驗到思想解放最後的一股春風，也算是一種熏陶吧。但我進校不久就開始查禁了，我曾經在學校食堂的牆上看到禁止民刊的官方通告。

那時我是文學青年，對讀歷史系是不滿意的。只喜歡文學，中國文學、西方文學都讀，尤其是讀詩。到了大三，當局要清除精神污染。清污重點是圍剿白樺的電影《苦戀》（又名《太陽與人》），但這部電影恰恰引起我的共鳴。清污讓我非常憤怒，我曾氣得在《解放軍報》批《苦戀》的文章上到處畫叉叉。我不再滿足於文學，從大三開始讀了很多社會政治類的書籍，尤其是蘇聯和東歐持不同政見者的讀物。到了大四，因為想分到好一點的工作，我下了一番功夫寫畢業論文，題目是陳炯明與孫中山的關系，後來發表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的特輯“近代中國人物”上。應屆畢業生能在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論文，對我是個極大的鼓勵。從此我轉向史學，走上了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道路。

陳：畢業後您被分配到武漢醫學院，教什麽專業？

笑蜀：我去了武漢醫學院馬列課部（後來改名社會科學部），教中共黨史。我教的黨史是完全反著來的，跟官方說法針鋒相對。但八十年代思想很解放，寬容度較高。再加上我名校畢業，又有論文在權威刊物發表，1987年還和大學指導教授合作出版了專書。這在那時不多見，所以我多少有些恃才傲物，講課隨心所欲。這種狀況持續到1989年。

陳：六四之後呢？

笑蜀：學潮之前，我身邊已經聚集了一批思想開放的活躍學生，價值理念相當接近。後來他們成了學潮骨乾，我也跟他們一起上街、貼大字報。這在其他文科學校很平常，但在武漢醫學院這種工農兵當道的學校，像我這樣的老師就很少有。六四後學校搞“雙清“（清理、清查），全校只有兩個靶子，一個是黨員，一個非黨員就是我。1989年成了我的轉折點，一下子摔下來，幾乎掉進十八層地獄。

陳：清理跟清查有何不同？

笑蜀：清理黨員，清查黨外。校方對我內查外調，費時一年，還把我的學生找來揭發我，結果除了大字報和上街，沒別的東西。但總之是不讓我上課了，把我調去數據室當數據員。我那時很倔、很傲，不服從安排，不去數據室上班，就在家帶孩子。每個月只領很低的起薪，生活非常艱苦。

課部主任看不過去，他有愛才之心，想用我。但用我要有理由啊。1990年全國反和平演變，中宣部跟教育部聯合，擬了大概幾百個反自由化的課題，向全國高校的政治課老師招標。凡是願意投標的，願意沖鋒陷陣反自由化的，文章優先發表，職稱、工資、獎金都破格，助教提講師，講師提副教授，副教授提教授。課部主任跟我說：”這是你將功補罪的機會，你領幾個課題回去寫兩篇文章，我來給你安排發表，我就可以給上面交代，說這個同志改邪歸正了。這樣你就可以上課了，職稱、工資所有問題都可以一攬子解決。”但我一看到那些課題，心頭就升起一股火，極其憤怒。

為什麽憤怒？我是教中共黨史的。我一看就知道，那幾百個課題好多都是在批判中共自己當初的主張。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太過分了。

二、歷史的先聲

陳：您後來編的《歷史的先聲》流傳很廣。如果沒有這本書，人們大概不會註意到中共當年反國民黨的說詞，一再訴諸普世標準的民主、自由、人權。

笑蜀：當時不像現在，現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寫成文章，網上總有發表空間。當時沒地方發，只能憋肚子里，憋得很難受，怎麽辦呢？我就有了編《歷史的先聲》的腹案，就是要跟“反和平演變”對著乾。

我就開始泡圖書館，翻舊報紙。舊報紙不能復印，只能鋼筆抄。這個過程跟挖金子、挖礦差不多，找到一篇文章就好像發現一顆礦石，可以興奮半天，就這樣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陳：您挖掘的是哪個時期的中共言論？出處有哪些？

笑蜀：主要是1940-46年全面內戰爆發前中共機關報的言論。以《新華日報》為主，包括《解放日報》。比例大概是《新華日報》占70%，《解放日報》占20%，還有10%來自毛選、鄧選、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等公開出版物。選擇的標準是最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當時最權威的聲音。

這個聲音是什麽呢？實際上就是中共作為反對黨，向全國人民許下的政治承諾，即如果中共全國執政，將會如何施政？施政主題就是民主、自由、人權，並以此為據，全面批判國民黨如何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這就是《歷史的先聲》的主要內容。最初的書名叫“為自由鳴炮”。

陳：“為自由鳴炮”有典故嗎？

笑蜀：這來源於八十年代武漢的一份前沿刊物《青年論壇》，其中一篇文章就叫《為自由鳴炮》，是胡耀邦兒子胡德平寫的，我印象很深。

書在1992-93年編完，好多年找不到出版社。最後因為吳思、梁曉燕、徐曉、甘琦等人的幫助，曲曲折折，終於在1999年9月以獻禮“建國五十周年”的名義，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新書名是上海學者朱學勤取的。

陳：很快就被查禁了？

笑蜀：不到半年就被禁了。2000年2月，中宣部部長在例行的全國出版工作吹風會上，舉著《歷史的先聲》說：這本書別有用心，用我黨的文獻攻擊我黨，代表同我黨鬥爭的新方式。隨後下達全國禁書令。汕頭大學出版社後來被整頓，總編輯、社長都被調職。在北京，則是派國安去萬聖書園反復查抄這書。

陳：何以查禁之後，此書反而不斷流傳？

笑蜀：事前我已料到會被查禁。所以，我提前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時政BBS，即《人民日報》強國論壇，把內容都上傳了。2000年封殺時，大多數文章都已經在網上傳閱，愈封殺就愈流行。

陳：您九十年代還寫了另一本書《劉文彩真相》。劉文彩的重要性何在？

笑蜀：劉文彩是四川大邑縣的一個大地主，被中共定性為三千年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中共享他來論證所謂土地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證明三千年地主階級的所謂罪惡，說地主階級怎麽壞，看劉文彩就知道了，所以農民應該跟著共產黨造反，等等。

我個人一直懷疑這案子是假的，但沒有直接的證據。直到1993年，有人告訴我，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有很多當年的檔案。我是做歷史學的嘛，一聽興趣就來了。那個陳列館最早叫階級鬥爭展覽館。1958年毛澤東有個著名講話，即“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會後回到四川，第一時間就抓了劉文彩這個典型，搞了這個展覽館，來拍毛澤東的馬屁。六十年代尤其文革期間，全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就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他是神；一個是劉文彩，他是鬼。鬼的存在是為了論證神的偉大。

得知陳列館有很多檔案後，我就決定去那裡做研究。

陳：劉文彩1949年就死了，何以1964年之後才變成眾矢之的？這跟新民主主義的關系何在？

笑蜀：劉文彩1949年10月就去世了，當時解放軍還沒進成都。他在1960年代變成一個靶子，是為了服務於毛澤東的核心理念，即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文革之後，很多其他案子都平反了，這個案子就是不能平反，為什麽？既然已經把劉文彩說成三千年地主階級總代表，一旦平反劉文彩，就等於否定了三千年地主階級的所謂罪惡。正因為如此，《劉文彩真相》很快也享受了《歷史的先聲》的待遇，全國查禁。跟上次一樣，這次也是中宣部部長在出版工作吹風會上，舉著《劉文彩真相》跟與會者說：你們有沒有人認為新民主主義搞錯了？他說，這本書的要害，就是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

陳：這書的主要內容是什麽？

笑蜀：我在劉文彩莊園住了將近一個月，啥都不乾，就是看檔。重要檔案盡量復制、謄寫，隨後就在劉文彩的家鄉大邑縣安仁鎮，採訪當地人，包括劉文彩當年的隨從、醫生、教師、長工等等。在檔案研究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我回去寫出了《劉文彩真相》，以還原他的故事，揭示宣傳部門的整個造假流程。1999年11月陝西師大出版社出版，2000年春遭全國查禁。

陳：您離開武漢醫學院跟這有關系嗎？

笑蜀：當然。六四之後我被停課七年，直到1996年恢復上課，待遇也慢慢恢復了，職稱也評了。但這兩本書一齣版，我又變成黑名單上的人，學校就扛不住了。2001年底我不得不辦了離職手續，去北京的《中國改革》雜志上班，半路出家進了媒體。

我一進北京，就被北京國保盯上。接下來的三年當中，國保國安騷擾不斷。當時互聯網開始繁榮，我在網上比較活躍，再加上北京是個大圈子，跟敏感人士的接觸也令我更被敏感。雜志社受到壓力，也扛不住了。2005年2月趙紫陽去世後，我因在觀天茶舍發表悼念文章，被國保鎖定。趙紫陽追悼會前夜，我被他們軟禁了五天五夜。五天之後，國保把我押上回武漢的火車，不許我再回北京，我就沒法到《中國改革》雜志上班了。

《南方周末》的朋友同情我，悄悄給我辦入職手續。2005年5月我重回廣州，到《南方周末》上班，這是我的另一個轉折點。我在《南方周末》做評論員將近六年，直到2011年3月被迫離開。

三、維權與維穩

笑蜀：入職《南方周末》是我真正告別書齋，介入中國現實尤其介入維權運動的一個起點。維權運動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開始發端，但真正進入高潮是在我踏進《南方周末》的前後。那時許志永在北京組建了“公盟”即“公民聯盟”，目的就是維權。同時還有山東臨沂的陳光誠事件、廣州番禺的太石村事件。維權運動的三大標志性事件都集中在2005年，這年簡直就是維權運動的元年。

維權運動的興起有個社會背景，就是中國的社會矛盾到了高發期。從2005年開始，每年都有超過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

陳：最後一次公佈的數字是十八萬起。

笑蜀：這幾年乾脆就不公佈了，說明局勢更不樂觀。

社會利益結構的全面失衡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同步的。鄧小平南巡之後，開啟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市場化的頭幾年，應該說是蜜月時代，全民都多少享受到市場化的紅利。1992-93年，是知識分子下海的高峰期，國企乾部乃至很多黨政乾部也競相下海，他們多數都發了財。當時的社會矛盾比較少，一直延續到1999年中國加入WTO，有將近十年的緩和期。

陳：但1990年代末，國企工人大量下崗，還出現所謂的三農問題。

笑蜀：這樣說吧，在全民共享市場化紅利的頭幾年，社會矛盾少。在這個前提下，朱鎔基把市場化改革集中到兩個方向：一個是融入全球化進程，加入世貿組織；另一個是國企改革。國企改革導致幾千萬工人下崗，當然是個矛盾，但剛剛說的市場化紅利太厚實了，相當程度緩解了下崗問題。幾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放在今天不可想象，但當時沒大事，沒引起大的社會動盪，因為市場化提供了大量的就業空間，把這幾千萬工人多數都消化了。

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源頭是分稅制，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按照那個財稅結構，愈是下級政府，公共財政的分配愈少。當時土地財政還沒起來，鄉鎮一級政府主要靠搜刮農民來創收，搭著農業稅的便車向農民收費。農業稅是國家收的，實際只占農民負擔的30%不到；另外70%是鄉鎮政府搭便車的攤派，不攤派它們就沒法生存。大概是那麽一個情況。農民當然怨聲載道。但2003年胡溫免除農業稅以後，這問題基本解決了，或至少大幅緩解了。

陳：在市場化的前十年，政權跟知識分子的關系又如何？

笑蜀：2002-03年以前，政權跟知識分子的關系也比較緩和。因為經濟高速發展，有的是紅利，可以用來收編知識分子，尤其是體制內的高校知識分子。一直到2002年前後，連許志永、滕彪、陳光誠這幾位維權先驅，也都得過獎，都上過中央電視台，這在今天不可想象。他們選擇在維權的路上走，一開始多少也是因為他們相信有空間。胡溫剛上任時，表現出勵精圖治的姿態，包括讓政治局學習憲法，給了自由派知識分子一些希望。但胡溫頂不住黨內壓力，很快就有了學古巴、學朝鮮的表態。

陳：到了2005年，對體制內政治改革的期盼已經大致落空了？

笑蜀：最明顯的轉折是青島會議。青島會議是曹思源主辦的，參與者包括朱厚澤、吳敬璉、茅於軾，聚集自由派大老討論憲法問題。這個會議馬上被打成敵對勢力策劃的顛覆活動，形勢急轉直下，政權跟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關系愈發對立。於是，維權運動開始拐彎，逐漸走到了政權的對立面。政權把維權當成假想敵，誰如果堅持繼續維權，就等於跟政權唱反調。我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南方周末》。

陳：您在《南方周末》寫評論和社評，跟維權運動的連結何在？

笑蜀：《南方周末》是民間第一大報，維權是它的關註範疇之一。本來我去之前《南方周末》並沒有固定的社評欄目。但因為現實問題提供了大量豐富的題材，而單純的報導又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評論界的黃金時代就隨著維權時代到來了。在這之前，《南方周末》最受歡迎的題材是調查性報導。但2002年張君案報導和2003年孫志剛事件報導遭到重挫，調查性報導變得敏感而且越來越受壓制。調查性報導漸漸沉寂之後，評論就成了中國市場化媒體最受歡迎的欄目。

我剛好躬逢其盛。《南方周末》的評論先擴張成兩個版，後擴張到四個版。除了擴版，社評欄目也固定了下來。我的主要任務就是編社評、寫社評（叫“方舟評論”），主要針對現實中的公共問題。

陳：可否再回到“維權時代”的政經社會背景？

笑蜀：我剛剛講1990年代是和緩期，盡管也有矛盾沖突。為什麽在2002-03年之後，中國進入了社會矛盾沖突的高發期，而且愈演愈烈？我認為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利益結構的改變。

自1999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就開始強化一種嶄新的權力和利益結構，簡單說就是寡頭利益結構。這個利益結構當然不是突然出現的，但它在江朱早期比較低調、收斂。在江後期逐漸得到鞏固，到胡溫上臺以後，變得不可收拾。核心家族控制一切，完全放開了手腳，真正把中國變成了他們分肥的大蛋糕。各重要產業的上游像能源、金融諸如此類，都被他們壟斷。他們往往把國企尤其央企當成他們的白手套，這些國企尤其央企都是被他們圈占的，本質上都是私有的，是他們洗錢的杠桿。所謂“國進民退”，背後充滿了這種貓膩。愈是利潤空間大的產業，愈是被寡頭集團壟斷。整個中國進入了寡頭資本主義的狂歡期。

陳：“國進民退”這個詞最早出現在2008年？

笑蜀：這詞早就有了，但2008年以後才流行。這年遇到金融風暴，就有了四萬億，實際上四萬億都是分給大家族的，分給被他們圈占的國企尤其央企。

陳：“國進民退”肥了國企尤其央企。但在“國進”的表象下，蛋糕大都被寡頭分食，這是您的意思嗎？

笑蜀：當然。華能公司名義上是央企，但實際上是家族控制的，這是最經典的例子。他們把中國的江河湖海幾乎全霸占了，尤其西南地區，梯級水電站都修到了西藏高原。幾乎每一滴地表水都裝進了他們的管道，為他們發電賺錢，導致原有地表乾枯，生態急遽惡化。太子黨控制金融更是時尚，國家開發銀行就一度由陳雲兒子陳元控制。薄熙來在重慶，為什麽市政建設那麽漂亮？因為他有錢啊，錢從哪來？薄熙來跟溫家寶關系很緊張，很難從國務院拿到錢，就通過大家族之間的交易，從陳元控制的國開行弄來很多億。這些都是寡頭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實例。寡頭控制各大產業的上游，把民營企業的命根子都掐住了，民企就只能從事各大產業的下游，而下游附加值最低，實際上都血汗化了，都是給上游的寡頭打工。我把這種寡頭主宰的所謂市場化，叫做“下半身的市場化”。

陳：在寡頭資本主義的格局下，還產生了哪些社會矛盾？

笑蜀：這個話題談不完。但比方說，民營企業被擠壓到最低谷，國企尤其央企的就業容量又很小，這就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同時又高校擴招，應屆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尤其二本三本的大學畢業生，往往畢業即失業，相當比例變成了蟻族。再比方說，進城農民工的二代三代，既不願意回家鄉種田，在城市也找不到自己的歸屬，又不願像父輩那樣吃苦耐勞、接受低工資高強度的勞動，於是多數變成游戲廳里的浪盪少年。

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公司化了。連中央政府的各部門都公司化，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門，變成了總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等，權力就是他們最重要的資本，都用權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成了利益主體。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層出不窮，矛盾沖突大都由此而來。

我剛剛談到的城市矛盾，一個是大學生蟻族，另一個是集中在城市的農民工二代。他們是未來可能的社會大動盪的火種。相對來說，農村地區還是相對平靜的，尤其免了農業稅之後，加上有限的農村福利政策，例如低保、醫保。雖然福利很少，但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從沒得到過福利，現在有了一點點，農民就很容易滿足。但在城鎮郊區，農戶拆遷的沖突就比較多，這大概占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七成左右。

陳：中共應付維權的主要手段就是維穩，您如何界定維穩？

笑蜀：維穩是維權的對立物。中國沒有法治，沒辦法通過法治渠道解決利益結構失衡導致的社會沖突，於是就訴諸高壓維穩。實質上是得罪不起權貴寡頭，就只好得罪老百姓。比如說拆遷，很多地方法院都接到政法委的文件，或是同級黨委的文件，說這些糾紛法院不得受理。法院在社會矛盾沖突面前乾脆關門，司法救濟走不通，總得靠其他辦法來解決，那就靠維穩。

維穩手段大致有兩種：一是利益贖買；一是暴力維穩。用他們的話講就是，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如果你只是利益要求，而且要求不高，那就用利益來擺平你。如果不能用人民幣解決，或如果要求太高，當局不願滿足，那就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就動用不受法律約束的暴力維穩。

另一種情況是利益要求變成了權利要求，這當局絕不許可，一定壓制到底。你可以跟我要錢、要物質賠償，但不能說這是你的權利。誰講權利誰就是刁民，甚至是政權的敵人，就要用專政的辦法，也就是暴力維穩來對付你。

陳：所謂的維穩體制從何時形成？

笑蜀：當中國進入維權高潮之後，同時也進入了維穩時代。維權高潮發生在2005年。來年2006年周永康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國就開始形成一個龐大的維穩利益集團。

今天眾所皆知的一個現象是，中國的維穩經費年年高漲，從2010年開始超過軍費。某種程度上，天價維穩成本就是維穩集團的部門利益。他們需要製造越來越多的矛盾沖突和敵人，來證明維穩和維穩集團的重要性，以便從不斷高漲的經濟紅利當中分到更多蛋糕。說白了是借敵自重，最後的結果就是矛盾越來越多，敵人越來越多，同時維穩的利益越來越大，維穩部門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包括控制輿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陳：在何種情況下，利益要求會發展為顯性的民權或權利要求？

笑蜀：維權意識通常有一個變化過程，就是從初級階段到比較高級階段的變遷。剛開始大多是出於直接的利益沖突，當事人原本可能並沒有權利意識，也沒想到自己會變成維權人士。如果利益沒有受到剝奪或直接的侵犯，基本不會鬧事。維權剛開始都是被動的。比方說，重慶釘子戶為什麽要跑到樓頂上揮舞國旗抗議？因為他的房子馬上要強拆了，否則他不至於這樣。如果你不拆我的房子，或拆遷補償能讓我滿意，那我就算了，這是剛開始。這是老一代的要求，主要都是利益取向。有些能夠用人民幣擺平，有些用人民幣擺不平，擺不平的怎麽辦呢？案主就上訪。由於地方法院通常不受理，就去找更上級的政府，還不行就一路上訪到中央。

這麽一來，上訪的隊伍就如滾雪球愈滾愈大，這是維穩的第二層對象。維穩的第一層對象大都是徵地拆遷的直接受害人，或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人，這些人通常先去找地方政府。維穩的第二層對象是那些沒被擺平的、不服氣的，要去找上級政府討公道或打官司的。於是，全國出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上訪潮。極盛時期，北京有十多萬上訪的訪民，國家信訪局門口每天大排長龍。後來中央政府覺得煩了，便要求地方政府就地解決，而且建立了一個量化的登記制度。哪個省、哪個市、哪個縣，到北京上訪的人多了，就一票否決，地方官就不提拔了，嚴重的甚至直接免職。這逼到地方官員紛紛“截訪”，就是用暴力剝奪訪民自由，不讓去上級政府或北京上訪。如果有漏網之魚到了北京，地方官員會想方設法在訪民進入信訪局之前，及時攔截或綁回去。這是第三層維穩。

所有這些維穩對象，剛開始都是利益要求。但當類似沖突多了，尤其訪民之間交流多了，發現這是普遍現象之後，很多訪民就開始自身轉型。從原來的利益要求，慢慢就導致了權利要求的萌芽。他們開始意識到北京跟省里、跟基層政府其實一樣黑，甚至更黑。意識到這並不是哪級官員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是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問題。部分老訪民慢慢覺醒，甚至向民主人士轉化。

陳：年輕一代的權利意識要更強？

笑蜀：新生代的權利要求比起上一代，進步太多了。就拿年輕工人來說，他們不僅僅要求相對公平的薪資，而且要求更人性化的工作環境。比方說，富士康工人跳樓並不是因為收入問題，他們的收入相比同類企業嚴格說不算差，但不能忍受那樣的工作環境，認為不人性化，太孤獨太壓抑，就跳樓了。再比方說，最近一年多來在廣東和湖南很多地方，工潮迭起。這些工潮最重要的要求跟過去不同，不是工資不高的問題，而是爭取穩定的、普遍的社會保險。在廣東和湖南，只要有工潮就有維權律師介入協助。維權運動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正不斷納入新興的權利要求。

四、立足社会的公民力量

陈：您在《南方周末》评论过许多维权事件，能否谈谈您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

笑蜀：2005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征地谈判谈不下来，冲突一触即发，全国很多人过去围观，但当时主政重庆的汪洋还是用和平手段解决了。我写了一篇评论叫《重庆钉子户揭开大片时代》，什么大片时代呢？我说是“民权时代”。

另一个是成都的唐福珍事件，也是有代表性的。唐福珍是个中产，不差钱，主要是求公平。政府要把她家的地征了楼拆了，也是谈不下来。但成都李春城的处置跟重庆汪洋的处置不一样，非常强硬，唐福珍最后自焚致死，但自焚的消息被成都当局捂盖子捂了十多天。披露之后我非常震惊，写了一篇评论叫《成都唐福珍事件必须有人问责》，直指成都当局。

因为在《南方周末》负责社评栏目，我很早就意识到维稳的祸害。2010年，清华大学孙立平、郭于华的课题组有份很重要的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算是知识界批评维稳的头号重磅。他们先投《中国青年报》，但该报不敢发。回头联系我，我在《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发了出来。我本人抨击维稳的文章也不少，影响较大的是2009年6月《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难降》，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这是第一次提出天价维稳成本的概念。

由于连续抨击维稳，《南方周末》跟维稳部门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此前，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南方周末》推出一组校舍垮塌的专题报导。那些豆腐渣校舍多数是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时修建的，但当初我们也没想到这一层。这组报导包括我做的专访《真相比荣誉更重要》，我让一位四川教育厅的现职官员现身说法，揭露豆腐渣校舍的真相以及危害。他说得非常坦率，非常震撼。

陈：您如何界定您的评论尺度、风格和价值观？

笑蜀：我投入公共评论始于《重庆钉子户揭开大片时代》。在这之前我也写过评论，但都是典型的文人论政，文章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书斋气息、文青气息。在这之后，这种气质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有个重要的定位。基本上，它是处于体制内外的一个结合部，它有很多体制内的资源和通道，但更向体制外开放。当时地方官员如果想搞一点改革，很少去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等官媒，因为官媒贴金只会起反作用。他们相信《南方周末》的信用。体制外当然更不用讲，很多访民、维权律师、独立学者，都通过《南方周末》发声。我在评论员的位置上，评论写得最多，又是社评栏目的编辑，所以体制内外都有广泛接触。这种经验多了之后，我就得尽可能保持相对客观、平衡、准确的评论视角，才经得起各方追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方周末》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不认同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这不等于不要价值观，不等于不要现实关怀，只是主张把价值观变成隐性，而不是直接出场。

第三点是要考虑第三方的感受，也就是受众或社会大众的感受，要顾及他们的接受度。毕竟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也就是所谓“宣传”，在中国太多了，大多数受众对这非常反感。如果我的评论不够客观，受众就会拒绝，评论就没有信用，就不会产生积极的传播作用。所以我必须多方面倾听受众的需求，用第三方视角来平衡自己的观点。

陈：所以，在您的价值观和评论写作之间，实际上是有张力的。您如何理解这种张力？

笑蜀：我从不讳言，我写评论的目的就是要传播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主要两条：一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再就是推动公民社会进程。这两条也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对我来说，推进公民社会就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是我不变的追求，从《历史的先声》直到今天都如此。但我确实逐渐觉得，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宏大叙事层面的言说远远不够。

六四之后，我一度非常压抑。那时只存在官方舆论场，几乎所有声音都被垄断。那时敢于言说的人少，敢言就是英雄。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尤其因为市场化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普及，2008年之后崛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民间舆论场，很大程度把官方舆论场给边缘化了，对体制的批判随即从小众批判升级为大众批判。体制成了裸体，丑陋暴露无遗。不仅体制外骂声一片，体制内的人也往往不满现状，逮着机会都骂。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的水平，只一味重复宏大叙事，只一味骂，只解构而不关心建构。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指出彼岸所在，更要寻找到达彼岸的具体路径；不仅要指出现实问题所在，更要寻找技术上可能的解决方案；不仅要呼吁改变，更要用具体的行动去改变，并最大程度聚集行动的力量。

这就不能只靠小圈子的先知先觉，只靠现有的存量；需要更广泛的参与，需要突破存量，扩大增量。增量来自小圈子之外，即来自社会，来自普通人。社会上有变革愿望和有参与动力的人群，数以千万计。他们可能不愿当斗士烈士，但他们追求中国的改善或进步。如果能有具体的路径，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每天照他们的价值观去参与一点点，行动一点点，他们就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有效力量。所以，如何撬动和扩大增量，一直是我思考的重点。

我不同意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变革必须等到多数民众都觉醒都参与才有可能。另一种认为，变革无须社会参与，多数人都是搭便车的；变革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只要有了先知先觉的先锋队，等到大崩盘那天出来接手，一切就都总解决了。对这问题，我持坚定的中道立场。我既不幻想绝大多数，不相信能自动等来绝大多数；也不信任极少数，我认为只靠极少数先锋队的革命，无非是重复列宁式共产革命的老路。

我的主张是“相对规模论”。不能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必须社会参与进来，而且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力量。规模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规模的起点也不可能很高。如果把中国比喻成十三亿人持股的公众公司，则因为股东过于分散，无须、也不可能等来过半股东赞成；只要能争取到相对规模的股东认同，就能拥有规模优势，就能左右公共决策，影响国家发展方向。

这个相对规模就是贯通体制内外数千万人的中间社会，他们的集结将构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性力量，也将是变革的基本推动力量。而要撬动他们，就不能只停留于抽象的言论启蒙。他们的认知不是问题，需要的是用具体的公共议程和行动来调动他们，让他们从中自我训练，建立自信。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有行动活力的启蒙。

这个推动变革的过程，我笼统地归之为“公民运动”。即立足于社会，以公民运动来激发、来聚集力量，以不断成长的社会力来形成不可抗拒的趋势，自下而上地倒逼体制内的分化，形成体制内外合力，共同促成中国转型。

陈：广州是全中国公民行动最发达的地方，您的观点跟广州经验有关吗？

笑蜀：明显如此。我是从北京去广州的，北京知识分子的气质是高谈阔论，务虚居多。这是北京知识圈的特点和魅力所在。广东的知识分子跟广东的社会气质是同步的，要更务实。广东没有那么多大知识分子，能把话说得天花乱坠，把文章写得活色生香，但却有很多踏实的苦干家，公民社会的实际推进者。我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也因此更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南北第二个分别是，广东相对来说是一个市民社会。它跟北京不一样，北京像是一个服务皇权的等级社会，按权力秩序来分配资源。广东不完全是这样，而有强烈的平民性，即便底层也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活起来相对宽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弛。

南北第三个分别是政治原因造成的。2007年汪洋调到了广东。在中共高官当中，汪洋的观念相对前卫。他在广东的施政重点之一，就是社会建设，实质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只是他不去碰“公民社会”这个敏感词。但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事，投入了不少资源。

今天，广州实际上是全中国公民社会的首都，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比北京要高太多。比方说，劳工运动在全中国是最敏感的，因为共产党是靠工人运动起家的，知道这个厉害，强力打压。但就算这样，也还是广东的劳工运动搞得最好。这除了香港、澳门很多劳工组织就近支持，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当局对劳工运动相对容忍。广州草根NGO的发达，也是北京望尘莫及的。

“公民社会”这个词北京谈的人多，但现实中见的不多，感受不强烈。等我到了广州之后，身边的好些朋友都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对我是一个震撼。所以我在《南方周末》评论员任内，用得最多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普世价值”，另一个就是“公民社会”。

陈：但是很不幸，这两个词后来都被禁了。

笑蜀：2008年汶川地震后，官媒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全面围剿和封杀，此后普世价值就被彻底妖魔化，没人敢讲了。

陈：北京奥运的广告词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

笑蜀：那是忽悠全世界的。奥运还没开始，就围剿普世价值了。因为普世价值遭到全国自上而下的封杀，我就重点讲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到了2010年之后也不能讲了。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周本顺（现任河北省省委书记）当时有个著名讲话叫”公民社会是陷阱”，说公民社会是西方给中国设置的陷阱，中国不能要。

陈：您的常用词快被禁光了。“宪政”也被禁，现在很多人连“宪法”都不太敢讲。

笑蜀：2011年中东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路就越来越窄了。但是言路紧缩也为我打开了三个天窗，或者说强化了我的三个体悟。

第一个体悟是，我意识到我们必须立足于中间社会。知识分子不能老在概念中兜圈圈，不能老在书斋或自己的小圈子里自我陶醉同质感动，一定要进入社会才有力量的源泉。

第二，如果说社会是力量的来源，是出发点，公民社会就是经营的目标。公民社会进程在我来说，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进程，一种建立社会默契、社会协同、社会合作的进程。在原子化的公民与公民之间，不断扩充彼此连结的机制。这正是我所理解的”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第三，前面说到《南方周末》本是一个体制内外的结合部。近年来，我更意识到这种内外结合的必要，就是既要影响体制外也要影响体制内。毫无疑问，体制本身是顽固的。但体制本身的顽固并不等于体制内没有变量，最大变量就在于具体的人。体制内数千万人，比欧洲一个大国的总人口还多。

这么巨大规模的人群处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除非上帝，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能够绝对控制，不可能铁板一块。社会有多少变化，体制内就有多少变化；社会有怎样的思潮，体制内就有怎样的思潮。因此在认知上，需要把体制内具体的人跟体制本身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要坚决地改变体制，对体制本身不能有任何幻想；但同时要相信人性，相信体制不可能消灭数千万人的人性。聚合、连结中间社会的公民运动，就是“倒逼”体制内分化的力量，就是汇聚体制内外最大共识的动力来源。但这公民运动必须足够强韧，才能发挥关键的杠杆作用。

五、新公民运动

陈：公民运动跟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何在？

笑蜀：公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纵深。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始于1990年代，以李慎之为代表。最初只是一种思潮，没有体现为具体的社会运动。自由派本来是只有大脑而没有对应的社会力的。但2003年后，维权运动慢慢填补了这个空白，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市场。

这个政治市场促成了两个群体的崛起。一个群体是维权律师，这是最重要的一股行动力量。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高校扩张之后，法律系学生越来越多。其次，由于司法机构相对封闭，体制内的位置供不应求，新毕业的法学系学生进不了体制，就只能在体制外找出路。想发财的走向商业；有政治抱负的就成了维权律师，进入了法律和政治市场。

维权律师之外，另一个崛起的群体就是自由派媒体人，包括一大批调查记者和评论员。

陈：也包括微博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和大V（粉丝众多的微博大户）。

笑蜀：他们也属于民间舆论场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动了民间舆论场的扩张，使中国进入一段公共舆论空前繁荣的时期。但我刚刚也提到，最晚从2008年开始，当局对公共舆论的压制节节升级。

陈：维权律师的政治风险有多高？

笑蜀：维权风险最高的是替良心犯维权，其次是替访民维权。风险稍小的，是为征地拆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都有政治风险，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陈：这两年来，维权运动遭到更强力的整肃，民间舆论场在官方强压下也走向低迷。您刚才提到三个体悟，说您的努力方向是汇聚社会力量，着眼于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进程。但大陆正处于六四之后最强烈的一股政治寒流，许多维权人士和NGO工作者遭到关押。这个逆境会持续多久，无人能知。您如何自处？

笑蜀：不能说都是坏消息，好消息还是有的。比如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就一直在发展之中，甚至公开提出要朝“组织化维权”迈进。比如人权律师团在短短的一年多，已有近三百位人权律师加入，每遇重大公共事件都坚持发声，几乎无役不与。再比如，给良心犯和良心犯家属人道救援的”送饭党”在遭打压后，也并没有终止，而是以更曲折的形式推进。事实上，公民运动的空间并未都关闭，也不可能都关闭。毕竟，今天统治者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控制一切了，高压之下仍有缝隙。

当然必须承认，总体讲公民运动现在的确处于困境中，很艰难。国家与社会力量太不对等，当统治者以最大决心倾举国之力来打压时，公民运动不可能不受挫。这不奇怪。中国转型本是当代史上最艰难的转型工程，全球民主化最后的一道闸门。要不难，也不会那么多党国体制的国家都转型了，就中国的党国体制还巍然屹立。中国的转型，公民运动的发展，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来就是屡败屡战。

只就短期来看，公民运动一时难以走出低潮。但中长期而言，我充满信心，乐观以待。因为打击公民运动并无助于改善体制最大的短板，这短板就是现代治理。中共体制长于镇压，拙于治理。现代治理必须以公民权利的复苏为条件，以公民参与为要素。打击公民运动，冻结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哪来现代治理？怎么可能解决现实中堆积如山的治理问题？只一味镇压而无力治理，现政权怎么阻挡合法性的流失？如果说合法性曾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则在经济开始下行之后，合法性就只能主要来自现代治理。打击公民运动就是狙击现代治理，会让治理问题发展为更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

陈：在政治紧缩的当下，公民运动能怎么做？跟体制内的关系为何？

笑蜀：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不排斥，有最好。但对这不指望，因为它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后果怎样，不是我们能预期和控制的。我们现阶段唯一能做的，就是激活社会，壮大民间，把一盘散沙转化成组织性的公民聚合。组织化维权，因此是当下的核心议程。

的确，当下”组织”是高压线。但”组织化”跟”组织”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能完全等同。”组织”是高压线碰不得，不等于”组织化”没有空间。组织化是极其宽泛的过渡地带，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具体讲，组织化至少包括三点：第一是发现有共识的人；第二是从共识发展到共同行动；第三是在共同行动中建立信任与默契。这三点在当下并非没有尝试的空间，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自觉、有没有智慧去开拓这空间。

组织和组织化的关系，好比汽车跟汽车零组件的关系。如果没有条件马上组装一部汽车，起码可以先做好汽车所需的各种零组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组装程序，第一时间开车上路，一秒钟也不耽误。这即是说，组织化是组织的前奏，组织化是组织的基础。这一切都应该在组织的条件成熟之前完成。那种寄希望于一夕变天，以为没有汽车零组件无妨，到时自然会天上掉下一辆奔驰，第一时间就可以开车上路的想法，在我看是太异想天开了。

陈：您如何看待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

笑蜀：我非常赞赏许志永、郭飞雄、郭玉闪、浦志强、唐荆陵，他们有智慧有勇气，敢于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代价。许志永知道他一定会坐牢，但他没有畏惧，他经受了考验。我相信他出狱后更是一条好汉。郭飞雄、郭玉闪、浦志强、唐荆陵，莫不如此。2014年迄今对公民社会的大镇压，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真正的金子会留下来，并且一定会在日后的转型进程中更加闪亮。

“新公民运动”的具体内容包括街头行动和组织化，而我最推崇它的组织化尝试。比如“教育平权”这个议题，发动了至少十万家长参与，为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成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议程。新公民运动倡导的官员财产公示也是如此，调动了很多主流媒体，舆论压力之大，以至政治局委员张春贤、政治局常委俞正声都不得不表态个人愿意公示财产。

我从来强调社会运动必须进入社会，而事实表明，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示的确得到了社会认同。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合宪合法的框架下实现的。是的，即便如此，统治者仍难容忍，仍要镇压。但非要那样做的话，统治者必得付出巨大的镇压成本。社会上广泛的同情，更会累积出一种巨大的道义资本，这种道义资本是公共财，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最终都会转化为倒逼变革的压力。

陈：可否向本刊读者说明一下新公民运动的背景？

笑蜀：新公民运动的前身是公盟，公盟就是公民联盟的简称，已有公民运动的内涵在内。北京市当局把公盟当眼中钉，2009年以所谓漏税为由把许志永抓了，关闭了公盟。但许志永做公民运动需要一个平台，就在2010年发起”公民承诺”，即有共同理念的一群人，基于要做公民的共识，彼此承诺、互相监督、互助合作，这叫公民承诺。最初有几百人加入。许志永也几次邀请我，但我还在《南方周末》，不宜介入任何行动，都婉拒了。2012年5月，许志永把公民承诺正式升级为“新公民运动”，仍邀请我加入。这时我已离开《南方周末》，但我还是婉拒，只答应以言论响应。

我的介入是在后期。2013年3月，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人被抓，全是新公民运动的骨干，这就对许志永形成包围态势，他的结局不言而喻了。7月16日，他果然被抓。对我来说，抓许志永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当局要整体镇压新公民运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再不能做局外人了。许志永被抓四天之后，我跟王功权发出联合声明，在抗议的同时，宣布我们接力新公民运动。

陈：您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笑蜀：以前我主要从理论上、言论上呼应新公民运动。但在许志永等新公民骨干全部被捕之后，我身不由己，必须站出来守护新公民运动的理念。如果大难来临大家都放弃，都鸟兽散，让这个运动销声匿迹，怎能把衣钵传承下去？没有传承就没有积累，断层接着断层，每一次都只好从零开始。而这对统治者也是鼓励，让他们觉得镇压有效，既然屡试不爽，何乐不为？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我最怕从事职业政治，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必要素质，没有跟广大人群打交道的能力，没有管理协调的能力，更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绝无可能撑起一个运动。我希望做到的，是让新公民运动的理念不因镇压而消散。理念就是旗子，只要旗子在，哪怕只剩下最后几个人，都象征着队伍还在，失散了的队友就可以找到方向。作为媒体人，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舆论告诉公众，镇压的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新公民运动并没有结束。等到哪天许志永和其他新公民运动者都出狱了，我就完成了我的阶段性使命。那时我会回到书房，回到我的专业，静下心来写书。那一天，我希望不会太远。

六、台湾观察

陈：您多次来台访学，对台湾社会有何观察？如何理解台湾的转型，以及近年来聚焦于中国崛起的政治纷争？直言不讳的批评无妨，请不要客气。

笑蜀：大陆有家杂志叫《新周刊》，出过一期台湾专辑，封面主题叫”最美的风景是人”，这比较能代表我的心声。台湾很人性化，很诗意很温馨。我近年跑得比较多的大概就几个地方：美国、香港和台湾。美国很好，但对我太陌生；香港太商业化，节奏太快压力太大，我不适应。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则基本被毒化，要恢复正常至少得三五十年。相比之下，台湾是我最喜欢的。如果只考虑个人生活的质量，其实我非常希望定居台湾，在台湾乡下有个小房子，在台湾安度晚年。当然我知道这不现实，我的主场毕竟在中国大陆。

我最欣赏的还是台湾的民主转型。放到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小的，尤其是生命成本。这最值得大陆借鉴。但遗憾的是，台湾的转型经验还是太特殊了，不可能在大陆复制。相比之下，倒是台湾转型的一些缺憾及其教训，更值得大陆记取。我很希望两岸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合作，对台湾转型在哪些方面比较失败，为什么失败，如何避免等环节，展开充分探讨。

中国大陆能否平稳转型，不只关系大陆，也跟台湾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要对台湾有所批评的话，这点上我不能不无讳直言。据我观察，台湾各界确实带有二战前夜弥漫于美国的”光荣孤立”情绪。普通台湾人认为中国大陆的事情看不懂，也惹不起，不如躲得愈远愈好，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作为常人，这种偏安心态当然没错。但是，有抱负的政治家就不该这么想。当年罗斯福总统如果认同光荣孤立，美国肯定不会参战，肯定不会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法西斯的铁蹄应该早已经征服世界了。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模拟。台湾不是当年美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二战前的世界。但在我看来，台湾的光荣孤立心态并不可取。如果台湾跟古巴换个位置，就在美洲大陆的旁边，与美国为邻，光荣孤立挺好，谁也不能拿台湾怎样。但问题是台湾没这幸运。地理位置注定了台湾不可能躲得开。中国大陆就像一艘巨舰，它摇摆激起的一点点风浪，都会对台湾有重大影响。如果它哪天突然倾覆，一定是比海啸还要大的震荡，台湾社会根本不可能承受得起。

未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肯定需要开放的思维，需要想象力。就当下而言，无论台湾朋友愿意不愿意，两岸命运客观上的交集度确实太大。这就需要台湾政治家有洞见、有担当、有魄力来面对这一切。但是很抱歉，据我对台湾极其有限的了解，在台湾政坛上我还看不到这样的政治家。我前面说我很喜欢台湾人、台湾社会，但我对台湾政坛的评价实在不高。视野所及，看到的都是政客而且是小政客，没有政治家。

这样的一个台湾，将没法预见中国大陆未来的急剧变化，也没法应对这种急剧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冲击。其实，岂止台湾的政治人物这点上不及格，台湾的中国研究，在我看及格的也不多。按说，在全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台湾应该走在最前列。但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总感觉台湾的中国研究太表面太简单，难以深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汹涌暗流。

以上批评未必对，但愿是我错了。倘真如此，我很乐意将来有机会道歉。但无论如何，我对台湾充满感激。在我个人最困难的时候，在大陆的公民运动最困难的时候，曾得到台湾朋友尤其台湾公民社会最热诚的帮助与声援。他们是我在台湾看到的最美风景。

（注：本文作者陈宜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思想季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email protected]）

——转自FT中文网，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