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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

白先勇

编按：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国共两党来说亦是如此，早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争东北这块宝地。四平街之战，是国共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国民党来说，四平街战的最终失利是一次危机，而对共产党来说则是一次转机。

　　前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接收沦陷区。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之间，国共双方军队，精锐尽出，在东北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抗战后国共两军为了争夺东北第一次主力会战，对于东北得失，以及整体内战，关系至巨。会战在四平街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5月17日父亲奉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当时父亲已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部长，并将于6月1日就职，父亲赴前线督饬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往长春、永吉进攻。林彪部队十万余人大败，溃不成军，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在此关键时刻，父亲飞回南京向蒋中正报告战果，并力主国军应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收复北满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肃清东北共军。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战争胜负的重大建议，于6月6日，片面下令停战。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个国共内战。

　　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

　　——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1945年2月4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而共军从苏联手中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当然又是另一项苏联的“贡献”了。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塔密约美国引狼入室，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认识的。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国民党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1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联在远东兵戎相见。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联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利。

　　共军闯关东北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周边共产主义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其中第二道，“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出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2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黄克诚11月26日打电报给毛泽东抱怨，共军“七无”：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3

　　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他12月7日打给军委的电报说：

　　“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4

　　中共部队进关初期，本身也有不少问题。第一是逃兵问题。9月7日，万毅给军委的电报：“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5

　　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11月15日给“军委林彭”的电报中说：“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6

　　其次，中共部队组成分子良莠不齐。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如此批评：

　　“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7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8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Hurley)讥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MargarineCommunists)。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国军进军关外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1945年9月初旬，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9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地政权。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苏，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联在东北单独行动。10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11

　　蒋氏在此检讨认为国军应先集中平津，也就是父亲当年的建议。

　　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而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寄望之殷。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Y.　Malinovsky)展开一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中国方面，谈判重点在于苏联撤兵日程以及中国部队进驻东北的问题。中国要求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港上岸。但苏联坚称大连乃自由港，中国军队不得使用，而营口、葫芦岛等港，苏联则称情况不明，无法保证国军安全。后国军部队运抵葫芦岛港口，果遭共军射击，只得改向秦皇岛登陆。至于撤军日期，苏联也一再更改，有意拖延。苏联阻挠中国接收，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

　　10月底，斯大林准备与蒋中正直接商谈，邀蒋经国先往。12月25日，蒋经国以蒋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两次会晤。斯大林提出的谈判重点为坚决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要求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独立政策，如将美国势力排出，由中苏合办东北工业三十年，可命中共服从蒋主席的领导。斯大林并提议与蒋中正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会晤。蒋中正对斯大林反复无常心生疑惧，又怕中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之计，没有接受邀请。

　　中苏谈判胶着，而共军趁机源源上道进入东北，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开始军事接收。国共军事冲突，在关外日渐扩大。

　　自1945年末至1946年初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前后抵达东北的国军部队如下列次序：1945年11月，十三军，军长石觉。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1946年1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同年2月，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3月，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4月至5月，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5月，九十三军，军长卢泉。

　　此外，尚有青年军的二○七师，师长罗又伦。

　　“四平街会战”之前，国军出关共七个军，约二十八万人，由美军协助，从越南、缅甸以及中国西南边域，海空运到东北。

　　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便将司令部指挥所设在秦皇岛，指挥国军部队进占东北。由于共军捷足先登，南满的中小城市多被占领，国军入东北，是一站一站硬打进去的。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先抵秦皇岛，因十三军乃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杜聿明指挥这两个军，自11月中旬从山海关沿北宁铁路北上，11月26日，进据南满重镇锦州。其间林彪部队远道跋涉，十分疲劳，一时战斗力尚未恢复，而共军的装备远不如国军，且打且退。国军初入东北，尚称顺利。韩先楚也承认，国民党军“最初进攻的兵力，虽然不过两个军，但战斗能力却优于我军”。12

　　国军攻占锦州之后，继续往北扩展，占领北镇、黑山、义县等地，同时往热河方向锦承铁路西进，攻进北票、朝阳。1946年1月，国军已占领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2月，十三军八十九师，向法库冒进，与共军新四军三师激战于秀水河子，八十九师折损一团人，是国军出关后，第一次受挫。但同时国军第六军等其他五个军，已陆续进入东北，国军势力大增，关外国共战争，乃转剧烈。

　　苏联向国民政府索取东北经济利益不得逞，国民党内由CC派主导的反苏运动在各大城市爆发，中苏关系恶化，国际上美国领头向苏联施展压力。1946年3月11日起，苏联乃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于是国共部队便积极展开争夺东北各大小城市。3月13日，国军五十二军进驻沈阳，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继续进军，从3月下旬至4月初，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南满重要城市。而共军早已深入北满，又得苏军撤退时之暗助，纷纷进占北满以及中长铁路上之大小城镇，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4月18日进占长春，一周后，又占领哈尔滨，其他如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亦多落入共军手中。国共两军，南北对峙，关外大战，一触即发，而双方下一个攻防的目标，即为位于沈阳及长春之间中长路上之重镇四平街。于是历时一月，从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关外第一次主力战“四平街会战”由此开展。

　　马歇尔调停

　　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于1945年12月24日抵华，调停国共内战，至1947年1月8日，调停失败离华，其间年余，亦正是东北国共之争，国军由初期军事优势开始逆转，成为劣势之时。1946年四、五月间，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大胜，马歇尔不断向蒋中正施压，敦促东北国军停止追击。其后，蒋中正6月6日下第二次停战令，遂让林彪溃败之军，得以喘息，日后整军反扑，击败国军。第二次停战，对东北战局，影响至巨。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13 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始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

　　由于认知偏差，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当然便有了严重缺失。马歇尔奉命使华，主要任务是强迫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以政治协商谈判，消弭国共军事冲突。然而对于国共斗争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这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马歇尔组织联合政府头一宗要务是欲将中共军队国家化，将中共部队编入国军建制，这无异要中共缴械，是与虎谋皮。日本甫投降，共军总司令朱德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军事夺权，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至于谈判，毛泽东说得最清楚不过：“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马歇尔调停初期，中共军事还未占上风，所以愿以谈判争取时间。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氏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使之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1946年10月起为时八个月，马氏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华，让国军吃足苦头。但共军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中共并无拘束力，这乃是他调停失败的症结所在。魏德迈对马歇尔赴华调停的任务，一开始就不看好，他对他的上司有这样的批评：

　　“马歇尔主要是一介军人，他对国际斗争之复杂性所知有限……尤有进者，马氏奉命抵华之时，早已身心俱疲，对当时情况无法做出正确评估。”14

　　魏德曼的话说得很重，但颇中肯，马歇尔的确对当时中国情况缺乏深刻了解。1946年4月，马歇尔回美述职后重返中国，21日竟向蒋中正呈递备忘录，宣称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15当年蒋中正与史迪威翻脸，主要原因之一即为史氏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抗日。事实上，4月18日，东北共军违反停战协定打入长春，马歇尔竟会在此时对蒋中正提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马歇尔对国共之间的心结心病如此缺乏认识，他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4月18日，东北共军违反停战协定打入长春，马歇尔竟会在此时对蒋中正提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马歇尔对国共之间的心结心病如此缺乏认识，他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人口八万，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又因其位处中长路上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南北满通衢的咽喉，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

　　共军自从出关以来，一直到“四平街会战”(中共称为“四平保卫战”)以前，其主要战略是“且战且退”，与国军交战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避免与国军正面冲突，不作无谓牺牲。盖因共军初出关外，尚未建立根据地，群众基础不稳固，军队的装备亦不充足，面对美式机械装备的国军，军火及战斗力均占下风，因此山海关、锦州等役，共军皆主动弃守，且战且退。可是1946年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后，中共中央却一反往常，改变战略，决定保卫四平街，在四平街及本溪各结集十万大军，准备与国军主力一决胜负。毛泽东下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161946年4月6日，毛泽东电林彪并东北局彭真，17对四平、本溪保卫战作了重要指示，认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毛泽东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为了达成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惜牺牲，孤注一掷，“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促使毛泽东下如此决心，不惜牺牲数万军队与国军在四平街摊牌一战，当然有其当时复杂背景原因。“四平街会战”前夕，共军已速增至三十万，兵力大为加强。苏军骤然撤退，共军得到暗助，纷纷顺利进占四平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因为四平之战略位置险要，欲保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必先固守四平。当时马歇尔正返美国洽商美援问题，毛泽东估计马氏回中国后，必加压力，逼使国共东北停战，毛打算在国共和谈前，在四平给予国军迎头痛击，保住长春、哈尔滨等重镇，以便在谈判中获取最大利益，因此倡言在和平前，保卫四平乃“最后一战”。同时毛泽东亦低估了国军的作战实力，他在同一电报中，对国军如此分析：“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可是毛泽东忽视了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以及青年军二○七师这些美式机械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坚强的战斗能力。4月28日，毛泽东电林彪：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会战开始时，毛泽东信心十足，意兴风发，满以为在四平能重创国军，使“四平保卫战”像西班牙内战共和军死守马德里一般，蜚声国际，令中外瞩目。

　　但东北战场上的共军将领并非全部赞同毛泽东保卫四平的乐观看法。首先，“东北民主联军”统帅林彪在会战前对死守四平便有疑虑，4月11日给中央电中，林彪对当前情势作了如此判断：

　　“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18

　　林彪此时的看法其实十分正确，一向老成持重直言敢谏的原新四军将领黄克诚在会战当中，还不断向中央呼吁，弃守四平、长春。5月12致中央电中，他首先向毛泽东陈述中共部队伤亡耗损的实情：“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黄克诚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毛泽东不理睬黄克诚，也不回电，却一直电令林彪“坚守四平”。4月18日，共军进占长春，林彪颇受鼓舞，林彪4月19日电中央，向毛泽东表示坚守四平的决心：“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19

　　林彪亲自统率黄克诚、李富春、万毅、周保中、吕正操各部共十四个师十万余人，广筑工事，以四平市区为中心，组成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决心“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中央军王牌尽出

　　国民党政府这一边对四平街亦是志在必得。国军自出关后，向北进展迟缓，虽然与共军冲突不断，但都是零星小仗，未曾打过主力大战。国军最初出关只有两个军，至“四平街会战”前夕，已增至七个军及青年军二○七师共二十八万人，兵力骤增，与共军人数相差不远。起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等于是共军的保护伞，国军有所顾忌，避免与共军大打出手，自3月中后，苏联红军开始逐渐撤退，而共军乃乘机进占各大城市，国共两军短兵相接，大战已不可避免。

　　当初马歇尔来华调停，于1月10日，达成了国共第一个停战协定，1月13日起，“国军及共产党领下之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协定有一条重要的但书，停战令“对于政府军队之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其实第一次停战令国共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尤其是关外军事冲突一直没有停过，但4月18日，马歇尔回转中国的同一天，共军三万余攻入长春，与国军先遣部队保警第二、第四总队发生巷战，保警总队不支，被共军消灭一万余人20，长春市市长被俘。这对国军不啻公然挑衅，连美国政府亦不得不宣称，共军攻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21，这就给了国军正当理由与共军正式开战了。本来国军出关后，便伺机与共军打一场主力战，一决胜负，共军集结大军死守四平，正好给了国军一个歼灭敌人主力的机会。

　　4月21日，蒋中正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指示“四平街会战”要领：

　　“(一)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二)四平街会战后，视战果及甲军情况，趁势收复公主岭、长春、辽源，或在四平街方面暂取守势，抽出有力一部先击破张学思部，收复本溪湖。”22

父亲北伐任参谋长、抗战任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又任国防部部长，中华民国三个重要战争阶段，父亲都同任蒋中正的军事幕僚长，在北伐抗战的紧要关头，父亲向蒋氏提过的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曾获采纳。1946年5月30日，父亲在长春向蒋氏提出的这一套进军哈尔滨、肃清东北共军的计划，可能是他作为幕僚长向蒋氏所做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建议，但是这个关系国共东北战争甚至整体内战成败的建议却偏偏未能被蒋氏接受。

　　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6月3日，蒋返南京。4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6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战令：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6月3日已电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乃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6月21日，蒋中正应中共周恩来之请求，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6月30日中午为止。

　　共军溃败实况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共两军开战之惨烈状况，以及林彪部队被击败后往哈尔滨急速撤退遭国军穷追猛打之狼狈情形，当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宣扬。国民党“剿共”打胜仗时，报纸照例会大登特登。但当时马歇尔正在南京施压要国军东北停战，因此有所顾忌，不便张扬；共军吃了败仗自然不愿声张，尤其当时周恩来正在设法谈判停战，以便东北共军有喘息机会，所以对马歇尔更要隐瞒四平战败真相。马歇尔也竟然被瞒过，认为共军主力并未击散，32对国军以武力占领东北毫无信心，所以亟力主张停战。但苏联的情报却较正确，国军进占长春后，斯大林态度大改，频频向蒋中正示好。

　　“四平街会战”林彪部队溃败，整个东北共军所受到之冲击及其损失之严重性，要等到若干年后，中共公布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一些将领、干部的回忆录及中共党中央毛泽东与林彪等人互相来往的密电，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记载：“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33

　　这里所谓“伤亡八千”，应该是个偏低的数目，韩先楚等人的回忆皆称此八千伤亡战士为“老骨干”，意指从关内调来的老干部、士卒。共军到东北后也收编了不少伪军以及当地的新兵，这些人的伤亡还不在此数，恐怕人数并不在“老骨干”之下。其他损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数也不少，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损失三分之二，相当可观。黄克诚一向爱说真话，国军占领长春后第二天5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痛定思痛的电报：

　　“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了三次……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34

　　黄克诚列举的伤亡数字是一万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满本溪之役还未算在内，防守本溪的共军亦有十万余，战况同样激烈，尤其国军空军猛烈轰炸，杜聿明回忆一次飞机出击即射杀共军二千余人，本溪之役，共军“伤亡惨重”。

　　林彪亦承认“四平保卫战”共军伤亡重大：

　　“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35

　　国民党估计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共军伤亡的数字是四万人。36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毛泽东原先下令林彪死守四平，本来就准备牺牲数万人。林彪四平兵败，果然损失数万共军，而四平并未守住，四平街并未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一仗对东北共军冲击不可谓不大，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6月1日，林彪电中央周恩来等：

　　“准备游击放弃哈齐。”37

　　毛泽东考虑了两天，终于在6月3日复电林、黄，同意放弃哈尔滨：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38

　　此时，6月1日，国军新一军迅速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哈尔滨遥遥在望。哈尔滨城内东北局已将物件装车，准备随时弃城出走了。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晴天霹雳，峰回路转，新一军接到蒋中正停战命令，6月7日起，国军停止追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大为震惊，赶紧向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力争：国军应乘胜追击，过松花江直取哈尔滨，将日本人所筑长期防俄入侵的连线永久工事占领，逼使共军永远退缩佳木斯一带酷寒地域。39但当局命令终不能违，新一军只得回转陶赖昭待命。此后，国军再也没有机会越过松花江。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那些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共军老干部都说，国民党没过松花江向北进攻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40

　　蒋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会战”呢？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如此评述这一仗：

　　“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1934）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的孤注一掷，不仅输掉了四平，很可能连整个东北都险些给输掉了。但蒋中正颁第二次停战令却让了毛泽东一着棋，毛泽东终于把东北这局险棋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第二次停战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军作战所犯的错误。76蒋中正本人也终于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77

　　蒋中正在这里把最后国军在东北失败，四十七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颁发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蒋氏这段检讨相当坦率而沉痛，这在蒋氏言论中，并不多见。如此重大而牵动全局的一项决定，蒋氏当时到底是在何种客观状况及主观心态下而做成的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推敲。

　　首先是蒋中正究竟是在何时下决心命令国军先锋部队停止追击的。1946年5月23日，蒋中正偕我父亲等人飞莅沈阳，当天国军正进占长春，蒋氏到东北，亲眼看到国军士气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队溃不成军，而且苏联态度又有改变，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时对国军是否应该进军长春继续往北推进有所疑虑，此刻他已没有顾忌了。5月25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78

　　可见这时蒋对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而且有决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队往哈尔滨挺进占领。一直到5月30日蒋离开长春飞往北平，其间即使他心中已经开始考虑何时下停战令的问题，显然也并未告诉我父亲或杜聿明等人，否则我父亲及杜聿明在沈阳或长春一定会向蒋力争继续北进占领哈尔滨了。事实上5月30日这一天，蒋还接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陷电”：

　　“文今晨携钧座函译文及三妹函交马使，谈二小时，马谓钧座意甚恳切，可希望作为解决之根据，渠即将召周恩来谈，告以渠之意见。(一)交通即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外，无法调停……”79

　　可见马歇尔也同意蒋的看法，共军应退出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按理说蒋中正下令国军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更加有理可据了。不过马歇尔的意思是要由他本人与周恩来谈判来达成共军撤出哈、齐，这说明至少他也承认了共军占领哈、齐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蒋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战。80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即6月4日，马上径自向马歇尔宣布6月6 日起主动停战十五天。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猝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

　　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有的美国学者也倾向这种看法。81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至4月18日才重回中国。这期间，因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共军乘机进占中长线上沈阳以北的诸大城市，东北国共两军的冲突乃日趋尖锐。马歇尔抵达重庆当天，4月18日，共军打入长春。马歇尔见东北战事扩大，大为震惊。因此，他返华第一要务便是要调停东北战争，将他惨淡经营而成的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扩展到东北。但当时共军处处占上风，接着又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姿态甚高，马歇尔虽然明知共军进占长春属违反停战协定，但马与周交涉共方撤军，迄无结果。他唯一能使劲的地方，便是向蒋中正施压，要国军让步。4月23日，蒋氏与马歇尔会谈后，在日记中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82马歇尔咄咄逼人之势，蒋氏深有所感，但当时“四平街会战”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早已布署停当，要与共军一决胜负，当然不可能一时屈服于马歇尔的要求。马甚感不耐，翌日与蒋再会面，对中央政府党政军的种种不是，竟肆意攻击起来，“声色俱厉”，蒋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宽予容忍，不与计较”。当初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处理东北危机，而今东北苏联红军撤出后，情况反而恶化，国共军队大打出手，马歇尔个人声誉固然大受打击，而东北战争，可能引发国共全面内战，更教马歇尔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频频向蒋中正施压，以致言辞失礼，正也显示他夹在国共之间，调停一筹莫展，内心挫败之深。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往沈阳，他离开南京前告诉马歇尔：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东北军事长官之报告，国军或已向长春挺进，他亲自前往沈阳，以控该地局势。这当然是托辞，父亲19日返南京已向蒋氏报告东北战况详情了。蒋于5月25日给宋子文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83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此时中共四平兵败，乃发动宣传猛烈攻击马歇尔包庇国民党，扩大东北战事，中共目的当然在促使马歇尔逼蒋停战。马歇尔这时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尤其蒋飞沈阳，乘的是马歇尔座机，于是中共更有借口攻击蒋赴东北督战系出于马歇尔的指使。马歇尔大为窘迫，被逼得上无线电广播，公开呼吁蒋中正下令停战，以便撇清中共对他的指控。5月31日，蒋中正已到达北平，马歇尔还追电过去：

　　“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84

　　马歇尔此刻已显得气急败坏，语近威胁，有意退出调停了。6月4日，当蒋中正返南京会见马歇尔，告之决定6月6日颁布停战令时，马歇尔欣喜之情，可以想见，很可能他会认为，他向蒋中正不断施压，终于奏效。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首先，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蒋中正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第一次停战协定，在蒋看来，马歇尔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则为害甚烈。因此，一开始，蒋中正对马歇尔来华调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的批评，坦率、中肯，对马歇尔调停所产生的害处认识得也很清楚。早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蒋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

　　“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

　　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感慨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85

　　蒋中正与毛泽东对四平街之攻守战下了一样大的决心，二人最后的目标都在长春。

　　4月23日，蒋中正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听取东北军事情况报告，并面授机宜，同日蒋氏电杜聿明，指示四平街会战应采陆空联合作战：

　　“此次前进应特重空军充分之准备与陆军之切实联系，为解决目前战局之唯一要旨，无论对南对北，各阵地皆应集中空军全力用于一点，俾我陆军奏效迅速也。”23

　　同日又电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东北作战，“我空军应全力以赴之”。

　　“四平街会战”，国军空军倾巢而出，发挥了巨大效果，在本溪重创共军。陆军方面，国军也可谓精锐尽出，七个军有五个军是美式机械装备，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之两个主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为国军将领中受过最完整现代军事教育的将领之一，抗战期间，以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率新三十八师，于仁安羌一役以少击众，打败日军，解救被困英军，蜚声国际。魏德迈对孙立人推崇备至，认为孙立人是他所接触过的中国将领中，最杰出的军人，他称赞孙“有统御的特质，通晓现代军事战术与技巧”。24新一军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度蓝伽接受史迪威整训计划，受过严格之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全由美国供给，是中国一支最现代化之军队，反攻缅北诸役，战果辉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六期，后又保送至法国圣赛尔军校深造，资历与孙立人相当，是国军中少数受过严格完整现代军事教育之将领，抗战期间参加“昆仑关大战”、反攻缅北等战役，战绩彪炳，曾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所率新六军与新一军并驾齐驱，乃国民党中央军中两支“王牌军”，是“四平街会战”中的主力。另一支攻打四平的部队第七十一军亦非弱者，军长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骁勇善战，是国军中有名的猛将。陈明仁及所部第七十一军抗战期间反攻滇西，曾立大功，甚受盟军赞誉。而统率此三个军攻击四平街之主将杜聿明，毕业于黄埔一期，更属所谓“天子门生”，向为蒋中正所倚重。抗战时期杜聿明曾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为当时国军唯一机械化之部队，杜氏以指挥“昆仑关大战”，奋勇克敌，而名重一时。后又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远征缅甸，战后蒋中正选拔杜聿明担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重任，亦可见对杜氏寄望之隆。

　　国军出关，多由美军军舰及飞机直接运输，并未像共军经过艰苦长途跋涉。初出关时，国军将士斗志高昂，由山海关向北挺进，一直是采取攻势，至“四平街会战”前后，这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东北国共战争中，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期。

　　攻打本溪

　　蒋中正鉴于马歇尔由美返华后必然又将施压令东北国共军队停战，乃下令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限其4月2日前抢先攻占四平街。国军之所以迟迟未能一举攻下四平，主要原因之一为共军在本溪集结了十万大军，与防守四平之人数相当。本溪为辽南战略重镇，有“煤铁之都”之称，是沈阳的门户，共军扎重兵于此，既可威胁沈阳，又可牵制一部分国军，令其不克北上。国军欲全力攻下四平，必先解除本溪共军的威胁，才能抽兵北进。此时杜聿明因病住院北平，熊式辉乃亲自指挥攻打本溪，令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第二十五师由抚顺出发，新六军之第十四师由辽阳出发，分两个纵队于四月七日向本溪进攻。讵料第二十五师竟遭共军集优势兵力围歼，损失一团人，师长刘世懋率部撤逃。第十四师亦损失重大。熊式辉原想邀功，第一次攻打本溪失败，反而受辱，颇感苦恼。由于攻打本溪受挫，进攻四平亦呈胶着状态。

　　4月16日，杜聿明病愈返沈阳，重新部署，加强五十二军及新六军，以二军全军部队附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在空军掩护下，于4月28日分两路向本溪攻击前进。经过激烈战争，国军空军以低空投掷美制杀伤力极强之“面包篮”炸弹，共军伤亡两千多人25。5月7日，国军攻下本溪。杜聿明如此评论此役：“本溪之共军已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溃退。”26

　　本溪共军威胁解除，杜聿明乃抽调新六军北上，协助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向四平街挺进。

　　进攻四平

　　当初3月18日共军占四平街后，国军即奉命于3月下旬开始北上进攻四平，其进军北上的部署如下：

　　以新一军及第一九五师为中央兵团，由沈阳沿中长铁路攻击前进，新六军及第八十八师为右翼兵团，由本溪经西丰、平冈迂回四平侧背策应；第七十一军为左翼兵团，于秦皇岛登陆后，由新民经法库攻击四平侧背。

　　3月下旬至4月初，正是辽北地区化雪季节，沿途道路泥泞，国军都是美式机械重装备，车炮运输不便，又遭共军节节抵抗，进展迟缓，一直打到3月27日，新一军始进占开原，4月4日进占昌图。同时左翼第七十一军亦进占法库。4月10日前后，新一军在空军与炮兵的掩护下，向四平街攻击，激战数日，曾一度突入四平，因后续部队支援不及时，卒被共军击退。15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孤军冒进，在大洼遭共军埋伏，第八十七师一团人被消灭。经此败损，国军攻势顿挫，与共军形成僵持局面。直至5月初，右翼新六军将本溪共军击溃后，迅即移师北指，5月13日，于开原集结，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乃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于14日，开始对防守四平街之十万余共军实行两翼包围迂回攻击。当日(13日)，杜聿明下达进攻四平街命令：

　　(一)本溪之共军已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溃退。现我第六十军一部及第五十二军主力在营口、海城、连山关间占领阵地搜索警戒中。四平街之敌约三个纵队，现在老爷岭、四平街、旧四平及昌北以东赵家沟、任家屯一带占领阵地，顽强抵抗，与我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对峙中。

　　共军之一部约两个纵队，在中长路以东南下与我铁岭、开原之第一八二师、第八十八师及第一九五师发生局部接触，有切断中长路的企图。

　　(二)我军以击破四平街之敌，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之目的，于5月14日晨由两翼包围攻击，将敌压迫于辽河套内而消灭之。尔后，分向东丰、海龙、长春、永吉、德惠、农安、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攻击重点保持于右翼。

　　(三)右翼兵团(新六军除第八十八师)于13日在郜家店、莲花街、大台子山一带就攻击准备位置，于14日开始经西丰、赫尔苏向四平街之敌左翼迂回包围攻击前进，以一部协同第一九五师(该师由指挥所直接指挥)，迅速楔入敌左翼阵地哈福屯、老爷岭、三不管屯高地，主力指向赫尔苏、公主岭攻击前进。协同中央兵团将敌包围于辽河套内歼灭之，尔后继续追击前进。第一到达线：公主岭以南辽河套内；第二到达线：梅河口、海龙、磐石、双阳、长春；第三到达线：小丰满、永吉、其塔木及松花江东岸要点。

　　作战地境线：开原、大台子山、哈福屯、公主岭、长春、九台、其塔木之线，线上属右翼兵团。

　　(四)中央兵团(新一军)于十四日由现地发起攻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与左右两兵团协力将敌压迫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第一到达线：公主岭以西小城子；第二到达线：长春以西双城子之线；第三到达线：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岸要点。

　　作战地境线：旧四平、榆树台、山城子、双城子、农安之线，线上属中央兵团。

　　(五)左翼兵团(第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于14日由现地发起攻势，协同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敌后，即转向三江口、郑家屯方向追击前进，并确实占领郑家屯、双山，肃清附近之敌。27

　　令下后，14日，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国军各部队分三路向四平街共军大举进攻。

　　父亲奉命东北督战

　　原先蒋中正曾下令东北行营，限其4月2日前攻下四平街，可是国军北上进展迟缓，前后拖延几近二月，中间尚有挫败，蒋为此十分焦急，而马歇尔4月返华后又不断向蒋施压，促使东北停战，更令蒋决心迅速解决四平之役，以谋长春。蒋接到杜聿明5月14日之攻击计划后，担心此役成败，乃特派父亲于5月17日赴东北巡视督战。28时父亲已发表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部长，6月1日即将就职，名义上国防部部长乃国军军事系统之最高决策人，蒋派遣他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部长往东北督战，亦见其对四平之役的重视。每逢战事紧急的关键时刻，蒋氏选派父亲至前线解危，在北伐、抗战时期，都不乏前例。徐州会战，台儿庄之役，战争最吃紧之际，蒋氏命父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作战，卒获大捷，便是一例。

　　5月17日，父亲飞抵沈阳。父亲以首任国防部部长由蒋中正主席特派至东北督战，东北将士士气为之一振。29自马歇尔使华调停以来，东北国共战事一直拉锯于边谈边打、且战且和的混沌局面，此对当时采取攻势的国军至为不利，影响士气甚大。父亲对于国共问题一向坚决主战，此次由蒋中正任命至东北督战等于持有尚方宝剑，对于正在激战中的国军将士是一大鼓励。东北将领自杜聿明以下多为所谓黄埔系的“天子门生”，别人可能难以驾驭，但父亲却与杜氏等将领颇有渊源。1939年父亲主持桂南会战，杜聿明时任第五军军长，率领麾下郑洞国、廖耀湘等攻打昆仑关，战争至为激烈，反复来往，双方损失惨重。父亲亲临前线指挥，授杜聿明以机宜，第五军遂一举攻下昆仑关，完成抗战中著名的“攻坚”一役，杜聿明因此声名大著。

　　父亲任军训部部长期间，巡察第五军，认定其训练优良，曾特别下令褒奖。父亲对杜聿明及第五军干部颇能赏识而且指挥得动，这一次四平街会战，父亲往前线督战，再度指挥杜聿明，二人合作，又一次创下辉煌战果。

　　次日，5月18日，父亲偕杜聿明赴前线督战，至开原指挥所，坐镇指挥。此时前线战争异常激烈，已经到了决胜时刻，国军分三路向四平进逼包抄。顷刻，郑洞国来报，右翼兵团廖耀湘所率之新六军已经突破共军防线，由西丰、平冈，进出赫尔苏，迂回共军侧后，企图切断四平共军退路，而左翼兵团陈明仁率七十一军亦乘势超越梨树，夹击侧背，对共军形成左右包抄形势，至是共军全线动摇。中央军团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已于16日由美返国亲自指挥第一军，在空军掩护下，一举突破共军阵地，向四平挺进，林彪所部十万余共军大败，伤亡惨重。18日晚，开始往北仓皇撤退。

　　5月19日，国军进入四平街，为时一月的第一次“四平街会战”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亲乃下令继续进军长春。在此关键时刻，南京统帅部获得前方谍报，长春城内还潜留了六千苏联红军，因密令杜聿明，军队不准渡辽河，过公主岭，杜聿明因对父亲出示此一命令，父亲乃说：“既是我下命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并同时当杜聿明面去电向南京当局报告，并连夜赶回南京向蒋中正说明实况。

　　父亲此一当机立断的决定至关紧要。杜聿明虽有追击共军直取长春的决心，但中央当局的命令他不敢违反。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本来就授有见机行事的权宜。父亲当然也了解蒋的心意，攻打四平，意在长春。进攻长春有所顾忌，是怕国军力有不逮以及与苏联红军起冲突的危险。可是父亲见到林彪军队已经溃败，狼狈情形，出人意表，正应乘胜追击，良机不可错失，乃遽然独断下令，命杜聿明继续追击。杜聿明有了父亲的命令，才敢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击，继续进军长春，并在追击途中，造成林彪部队重大损失。

　　19日晚，父亲回到南京即向蒋中正主席面陈，报告林彪部队溃败实况，力主继续攻取长春。蒋当时尚颇犹豫，诘问父亲：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之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当之如何。父亲以为林彪部队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又问，如果红军再回来，又当如何。父亲分析当前情况：按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照规定撤兵，既已撤兵，又再回头，则中国政府不应负责任，而是联合国的国际问题了。蒋闻言，当场未置可否。

　　蒋重视东北战况，不甚放心，5月23日，父亲赶返东北督战时，蒋亦同行亲往东北视察，同时还携带宋美龄及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委张嘉，共乘马歇尔专机，飞往沈阳。蒋在沈阳落机的时刻，闻国军已攻进长春，蒋大悦，先前疑虑一扫而空。杜聿明向他汇报了“四平街会战”的实际战况，蒋次日(24日)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函：“此间军事情势‘共军’之惨败实为意想所不及也。”30林彪部队溃败之严重性，出蒋意料之外。又次日(25日)蒋致宋子文函：“自中正到此以后，某国(指苏联)不断作间接表示，决不对‘共方’袒助，阻碍我统一，过去如此，今后亦必如此，惟望中国能早日和平，并探询有否需要其尽力之处，此为其在我军进入长春后所表示之姿态，余尚未作答复，但据前后各方报告，最近某方态度确已与前大不相同。”31国军进占长春，苏联态度也改变了，竟不惜扯中共后腿，向蒋示好，蒋对苏联红军的顾虑既除，信心大增，在沈阳亲自指挥他的“天子门生”将领们，挥军北上。国军进占长春后，随即继续分三路往北急速追击向哈尔滨仓皇溃退的林彪败部，左翼队占领辽源，右翼队于24日占领梅河口、海龙，26日占领双阳，27日占领磐石、九台，28日占领吉林省会永吉，中央兵团新一军亦于29日占领松花江的大门德惠及松花江北岸桥头堡，30日继续占领农安。

　　同日(5月30日)，蒋中正偕笔者父亲飞抵长春，这时东北前方战事已至紧要关头，新一军沿中长铁路猛追，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提出肃清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父亲力主乘胜追击，直到哈尔滨，乘着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满洲里北满诸重要城市。进一步，父亲主张组织民众，编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势力。父亲并建议待东北情势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回关内至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打聂荣臻部，等事毕再行调回。父亲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

　　父亲力争：“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蒋说出心中疑虑，父亲停留东北，继续战共，怕马歇尔责怪。

　　父亲又力辩：“马歇尔责怪可以推到我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蒋仍坚持要父亲即日回返南京，就职国防部部长。父亲无奈，只得离开长春。

蒋甚且认为，听从马歇尔会召来“亡国之祸”，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见”，这是很重的话。第二天开“政协会议”，蒋看见马歇尔被中共周恩来、民盟罗隆基等人包围，对中国国情又“隔阂异甚”，蒋担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部下，甚得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马歇尔对蒋中正难免不生成见。他到中国后，蒋看见他言行之间，竟处处偏向中共，与史迪威当年同出一辙，难怪蒋“忧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损害中美关系。在蒋看来，马歇尔专以妥协中共为能事，简直“完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蒋的说法，也不无道理，3月初，马歇尔竟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见机向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86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后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即4月21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巨大。4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

　　“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这里，蒋氏认为马歇尔已经着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失去调停的能力了。而且马歇尔对国军毫无信心，认为国军在东北绝无摧毁共军的能力。“四平街会战”，国军打了大胜仗，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已往北边撤退，可是马歇尔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对国军进占长春。蒋中正这次真的光了火，5月24日，在沈阳所记的日记中，把马歇尔狠狠地批了一顿：

　　“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近闻马歇尔向子文表示，对我军进占长春，甚不赞同。此乃其一贯之错误政策，无足为异，此时惟有竭尽吾人之心力，以至诚感之，以促其觉悟耳！”

　　四平兵败，中共中央震动，为了挽救颓势，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希望停战和谈。5月27日，蒋中正看到马歇尔转来周恩来致马的备忘录，记道：

　　“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脉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由此可见，蒋对马歇尔充作国共内战调停人之短处之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马歇尔昧于中国国情，迷惑于中共的宣传，对中共一味妥协迁就，只管个人调停得失，置国民党政府存亡于不顾，而且对东北战况根本不清楚。蒋氏并曾自我警惕，听从马歇尔的调停，可能招致亡国之祸。蒋氏既有此等认识，更了解中共战败求和是“奸谋狡计”，而在1946年6月初短短数日，竟会完全屈服于马歇尔的压力，而做出影响东北全局的停战决定，似乎于理不合。试观其后蒋与马的关系，第二次停战令终止以后，关内国共两军，反而大打起来，全面内战开始。蒋不顾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威胁，于当年10月毅然下令进军内蒙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对国军美援八个月。由此可见，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因此，1946年6月6日蒋中正仓促间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他举例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对共党“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在先前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

　　“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87

　　接着蒋氏沉痛检讨：

　　“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88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沈阳后，得到前方报告，发觉共军大败，严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沈阳那几天亲自指挥国军追击，连连得手，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往北溃逃。5月24日，他函马歇尔，由宋美龄执笔，提出对中共停战和谈条件，比先前严苛甚多，而且口气强硬，几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败方招降了。因此，蒋中正于6月2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战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确实认为共军“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决无再起可能”。他于6月2日返南京前下令国军停止追击，一方面可以安抚马歇尔，缓和美方压力，同时还留了一着活棋，6月7日，在停战令生效的同一天，他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内附复马歇尔信：“即在东北，国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若共军再有攻击，即予反攻。再共军恐难就范，故仍须准备进攻。”89蒋氏显然并不相信共军会遵守停战协定，但同时他却认为，下令停战后，国军仍旧有能力，随时可以再进攻。

　　事后看来，1946年6月初，东北林彪部队经 “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其在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士气最高昂的时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5月6日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苏。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至于美国方面，亦承认共军进占长春、哈尔滨，是破坏马歇尔促成的停战条约，因此国军师出有名。而且此时关内国共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军在东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国共两军在东北一决胜负，1946年6月初，是国军占尽优势的关键时刻，这个良机一失，国军便再无赢得东北的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对共军产生了轻敌心理，以为林彪部队，“决无再起可能”，乃贸然下令停战。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彻底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1946年6月初，已经决定。

　　父亲的憾恨

　　1956年5月2日，父亲在台湾上书蒋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这样一段：

　　“抗战胜利后林匪彪窜扰东北得苏俄接济占据东北战略要点——四平街国军久攻不下职奉钧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师三日而攻克之当时我统帅部曾获谍报苏军约六千潜留长春故密令国军不准渡辽河职当时身临前敌关于匪情比较清楚故本上级指挥官企图曾独断下令严饬杜总司令聿明率部越过辽河追击攻占长春吉林匪所部死伤惨重溃不成军确已失去战斗能力若照职原定计划继续穷追本可将其消灭于东北境内以免该匪后来在东北接受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五十万人之优良装备为我第一劲敌同时我可将东北国军精锐调进关内形成重点使用剿匪军事或可改观无奈马歇尔将军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强迫东北国军停止追击遂使林匪坐大反噬养虎遗患往事追忆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91

　　同年12月，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出版，这时距“四平街会战”已有十年。蒋中正与父亲，两位“四平街会战”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忆起这一段国共斗争的历史关键，同感“痛心疾首”。蒋氏悔恨当初错下第二次停战令，父亲则痛惜蒋中正未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彻底消灭东北共军，以致林彪部队坐大反噬。

　　父亲一向冷静沉着，喜怒轻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每提起这一段往事时，犹自扼腕顿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我很少看见父亲论事如此激动，即使论到“徐蚌会战”——另一个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谈到“四平街会战”时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会战”，最终竟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输，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引以为憾的一件恨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亲做口述历史访问，从1963年起，共访问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万言，可惜还未及谈到国共内战，1966年，父亲遽然逝世。因此，来不及论到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但即使如此，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竟有四处提到这一个他始终未能释怀的战役。

　　综观父亲有关“四平街会战”的言论，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

　　(一)父亲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首败在军事，而军事失败，又以“四平街会战”没有彻底剿灭共军，而让林彪部队坐大反噬，“养虎遗患”，最为关键。在这点上，父亲与蒋中正看法相同，皆认为“四平街会战”功亏一篑，不仅影响东北得失，甚至决定整个内战的胜负。

　　(二)父亲亦不便点明蒋中正下停战令之错误，而归咎于马歇尔的压力及其对中共认识不清。但父亲接着说：“当然我们在大陆之失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认为蒋当初不应过分依靠美国，受马歇尔左右。父亲曾向蒋建议，如马歇尔责怪，可以将继续追击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亲一再向蒋中正请命，让他留在东北，完成彻底剿灭林彪部队的计划，蒋始终不许，强令父亲返南京。所以父亲反复说蒋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部长。父亲大概对这件事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四)父亲不仅力主乘胜追击林彪溃败部队，攻下哈尔滨、佳木斯、满洲里等北满主要城市，父亲更建议清除东北共军后，马上组织三百万民团以巩固确保地方治安，再抽调五个美式械备师，到关内帮助北平行营在华北“剿共”。

　　(五)父亲往东北督战，四平街攻下后，父亲下令继续进攻长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报长春潜伏有六千苏联红军，令国军不准越过辽河。父亲判断林彪部队已经溃败，应乘胜追击，乃独断下令，严饬杜聿明继续追击，往长春挺进，并连夜飞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事情经过。这一段史实，在杜聿明的回忆《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读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后，杜聿明要下令进攻长春，反而是父亲迟疑不决，杜极力说服父亲，父亲才同意追击。我记得父亲对当时的情况曾有这样说法：他的确三番四次询问杜聿明，国军是否有把握攻下长春，当杜保证有把握后，父亲乃下令进攻，并对杜说，在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负责。杜文中完全没有提六千苏联红军潜伏长春，中央下令国军不可越过辽河之事。既然父亲于1956年上呈蒋中正的密函中，郑重提起这段历史，尤其突出他“独断下令”的事实，蒋应完全了解当初情形，当以父亲的说法可信。杜聿明的回忆文章是被俘后在大陆所写的，他隐去这一段，而且颠倒了一些事实，可能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对杜聿明这篇文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多所引用，所以应该澄清其错误的地方。事实上当初父亲见机独断下令追击，十分重要，因此国军攻克四平后，才得以马上继续追击，在公主岭赶上林彪部队，将之击散。对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违抗，但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才有独断行事的可能。

　　父亲于5月19日连夜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四平街战况后，便于5月23日急着赶回东北。父亲在“访问记录”所载，似乎是蒋临时起意要与父亲一同赴沈阳的，但既有宋美龄、张嘉等人偕往，可见蒋在那两三日内已经决定要亲自赴东北主持大计的了。他曾在给宋子文的函中说过，他去东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开马歇尔逼他停战的压力。事实上他赴东北亲自指挥国军追击，反而更坐实马歇尔说他有意拖延停战的指责。其实当初的上策应该是，既然父亲往东北督战已获大胜，理该再让父亲独自重返沈阳继续主持国军北进攻击计划，蒋自己留在南京与马歇尔周旋，试观日后蒋能让马歇尔八上庐山，为了调停疲于奔命，他在南京再应付马歇尔两三个星期，应该不成问题，正如父亲所提，可以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蒋与我父亲同赴沈阳后，父亲又数度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完成肃清共军的任务，如果蒋允许父亲所求，东北的情况应该完全不同。

　　苏联撤军后，在“四平街会战”国共双方展开主力大战，东北的问题已由国际外交转成以军事为主了。这时，东北的军事主持人地位日显重要。持平而论，杜聿明在国军将领中，算是相当杰出的一位将领，后来因为东北战争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没，而遭到各种攻击，且被美国人在“白皮书”中斥为“庸将”，但他的老上司关麟征说了公道话，他称赞杜聿明精明强干，“论学术能力，均不失为是一个好将领”。但他也认为杜作战经验不足，指挥大兵团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尤其不足：“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却要他去挑一千斤，这又焉能不垮不倒？”92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军中第一张王牌林彪来，国军也应该推出一位与林彪旗鼓相当的将领与之对抗。而且杜聿明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因派系不同（熊为政学系），意见相左，杜时时受掣于熊。如果父亲能留在东北主持军事大计，这些都不成问题了。父亲是国防部部长，职位高于熊式辉，而且北伐时，父亲任东部军前敌总指挥，指挥过熊。如果让父亲坐镇东北，指挥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陈明仁、孙立人这些国军中的虎将，以当时国军之气势及军备优势，“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的可能性极大。

军事平定后，父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治理东北的计划，那就是：“编三百万民团，自动保卫地方。”父亲本来就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尤其反对解散各地方游击队及伪满军。父亲这项组织民团的计划，一定会将东北地区的游击部队及伪满军统统收编。后来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投到林彪部下，共军如虎添翼，是后来共军在东北得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父亲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便以训练广西民团著名。父亲又当过八年军训部部长，练兵有丰富经验。如果让父亲在东北组织训练一支三百万的民团，这些民兵深入东北各地农村，保卫地方，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将是一股劲敌。而且共军干部下乡展开土改，组织农民，也将遭遇这些民兵的抵抗。父亲计划中的三百万的民团，将是稳定东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后来东北国军渐渐被孤立，最后困守在几个大城，被共军包围吃掉，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东北的行政系统未能够组织动员东北人民，辅助国军。军事与行政系统，各行其事，不能相辅相成。父亲建议组织民团，是颇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东北情况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重点使用，入关帮助北平行营打华北聂荣臻部下的共军，父亲认为，如此“戡乱大局或可改观”。

　　当然，这一切假设端看蒋中正当时是否愿意让父亲留在东北主持大计，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看法：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即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蒋先生何以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93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但他认为蒋中正对父亲有所顾忌，不愿意授权父亲在东北主掌大局，是极有可能的。这又牵涉蒋氏与父亲多年来一贯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了。蒋氏相信父亲的军事才能，所以才会派他去东北督战，处理危机，但一旦父亲在东北指挥蒋氏最心爱的黄埔系王牌军得心应手，打了大胜仗后，还想留下来，总揽东北大权，这恐怕就不是蒋氏心甘情愿的了。蒋极重视东北，所以才会派他至为亲信但才能胆识皆属平庸的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对他忠贞不贰的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杜等人对蒋自然言从计听，不敢有所违抗。而父亲就不那么好驾驭了。父亲“独断下令”进军长春，是有违中央蒋中正的命令的。父亲返南京向蒋报告下令进军长春这件事时，蒋“当场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样子”，“‘唔！’‘唔！’连声”，蒋这些反应似乎有点不悦，他对父亲一向敢作敢为的独断作风，恐怕并不很欣赏。蒋不放心让我父亲一个人回转东北去继续指挥，所以才与我父亲同往沈阳，而且将指挥军队的大权拿了过来，亲自指挥国军北进。由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看来，父亲自与蒋中正同赴东北后，东北的军事大计，他似乎就无权做主了。父亲在长春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国军北进，蒋吩咐父亲：“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蒋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诉父亲：东北的军事已有杜聿明负责，不必你越俎代庖了。

　　1947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队早已坐大反噬采取攻势，几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长春，东北国共双方形势优劣逆转，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下，势在必撤。蒋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蒋请假赴美就医，当时蒋的方案是：李宗仁调任后，先派父亲代理东北行辕主任两个月，以便李赴美就医。李宗仁以东北形势仍照当时办法甚难挽回，固辞不就，因而改派参谋总长陈诚就任。94当时蒋中正一定已经看出当初没有接纳我父亲的请求，让我父亲在东北彻底“剿共”的错误，希望我父亲再度出马挽救东北局面。陈诚上任后，共军一连发动攻势，国军吃了几个大败仗，使吉林、长春、四平街完全陷于孤立。父亲看见东北形势急速恶化，乃向蒋中正建议：应及早放弃吉林、长春，而将东北国军主力集中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使国军补给不致中断，而进攻退守，亦可运用自如。95但蒋氏又未接纳，翌年，东北各孤立据点遂为共军各个击破，最后四十七万国军精锐尽丧敌手。1948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府颁给父亲“二等宝鼎勋章”，褒奖父亲：

　　“抗战甫告胜利，‘共匪’盘踞东北蔓延滋长，杜总司令聿明所部奉令剿伐四平街林彪匪部，旋于三十五年冬衔命亲赴前线督师，一举扫荡四平街匪军，继进军长春吉林，余匪望风披靡，溃不成军，于卅七年元旦奉颁二等宝鼎勋章。”

　　这枚迟来的勋章，事后看来，对父亲几乎是一种讽刺。蒋中正终于认清父亲在“四平街会战”立功的重要性了，但已太迟。

　　父亲在1956年上蒋中正的密函中，形容当年在东北没有追击林彪部队，任其坐大反噬，是“养虎遗患”，其为患之烈，恐怕没有人比父亲体验得更深刻、更痛切了。林彪在“四平街会战”战败后，尝到惨痛教训，利用停战得以喘息的机会，马上改弦更张，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为根据地，重新整军练兵。1946年年底共军已增至三十六万，1947年夏季攻势前后，增至五十万，而至1948年冬“辽沈决战”前，因收编伪满军，暴增至一百多万。96“辽沈决战”中，林彪部队将国军四十七万最精锐的军队全部吞噬，缴获国军美式军备两千辆卡车、一百五十辆装甲车、七十六辆坦克车，还有数量庞大的枪枝弹药。得到这些美式优良军备，林彪的部队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强大无敌百万之众的“四野”了。“辽沈决战”后林彪统率“四野”迅速入关攻打平津，傅作义不战而降，1949年1月31日林彪军队入北平。4月，林彪率部沿平汉路南下，当时他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兼华中局书记”。同时，父亲亦任职“华中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与林彪再度交锋。三年前“四平街会战”，林彪是父亲手下败将，而今卷土重来，而且刚刚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其气势自不可同日而语，而国军“徐蚌会战”惨败，六十万大军覆没，共军渡江，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军士气已经全面崩溃。父亲在华中的守军约二十五万人，此时又因蒋中正下野，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军饷困难，而且黄埔系的将领如宋希濂辈，骄兵悍将，竟不听指挥。此时，父亲左支右绌，情况至为窘迫，自然无法抵挡林彪强势部队的进攻，5月17日武汉失陷。父亲率军入湖南，节节抵抗，7月，因程潜、陈明仁投共，长沙陷落，父亲的军队退守衡阳，在衡阳附近青树坪父亲布下埋伏，林彪五万军队中了陷阱，大败而退。这便是国军的“青树坪大捷”，也是“徐蚌会战”后国军最后的一次胜利。但共军攻势，终不可挡，林彪部队直下粤、桂，10月14日占广州。父亲率领他的几个广西子弟兵团回家乡作最后抵抗，但此时早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了。11月22日桂林陷落，12月4日，南宁失守，父亲撤离大陆，飞往海南岛，手下全军覆没。翌年4月，林彪部队攻占海南，大陆易手。

　　父亲身经北伐抗日，屡克强敌，赢得诸葛盛名，但最后竟败在林彪手里。如果当初“四平街会战”，蒋中正肯接纳父亲建议，彻底消灭林彪部队，而这一场惨痛失败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父亲追忆这段历史，能不“痛心疾首”？1948年冬，东北最后决战是由蒋中正亲临指挥的，他眼看着林彪部队将他最心爱的数十万国军精锐一一吞噬，他心中的感受恐怕与父亲一样痛切，所以才会得出他亲自颁发的第二次停战令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的结论来。

　　结论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首先国军方面在东北被困住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本来就很大，东北战争的消耗，火上加油，是促使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又因四五十万最精锐的国军困守东北，华北的军队不敷使用，防务空虚，等到林彪部队一入关，华北守军便无法抵挡，平津遂告陷落。东北战略经济地位如此重要，而国军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后竟全军尽没。东北战争的失败，对当时全体国军军心士气震撼至剧，遂发生骨牌效应，林彪大军一入关，也就是国军全面崩溃的开始。林彪部队能够长驱直入山海关，一直打到海南岛，席卷大陆，成为国军第一号劲敌，亦就是国军东北败守的结果。

　　“四平街会战”后，约有四个月东北国共军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个期间，如果东北行营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助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如父亲所建议，组编三百万民团，以保地方，如此亡羊补牢，最后国共两军开战时，国军或许不致陷于孤立，而被共军各个击破。当然这些措施的首要条件就要看东北行营是否领导有方，组织健全了。

　　而答案又是否定的。

　　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熊氏虽然出身保定及日本陆大，早年参加北伐，但并无显赫战功，在国军中声望不高，东北黄埔系的将领并不服他。尤其他亲自指挥五十二军之第二十五师攻打本溪，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是他唯一一次亲自指挥的战役，却栽了跟斗，杜聿明等对其颇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无过人政绩，尤其对东北人民，完全缺乏号召力。抗战期间，熊氏曾出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派驻美国，熊氏英语不精，与国务院甚少接触，后又因公开演讲指责美国未实践援华诺言，引起美国政府不快。当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蒋中正面前还曾告了熊一状。熊氏的外交才干，由此可见。后来在东北应付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亦一筹莫展。据说当初是由于政学系领袖张群的大力推荐，熊式辉才得到东北行营主任的职位。国民党内政学、黄埔、CC的派系斗争，又在东北重演，熊式辉对黄埔系的“天子门生”既无法控制，又排斥搞党务的CC人员。于是弄得党、政、军三驾马车，各不相属。熊式辉在东北主政近两年，在这段关键时刻，奠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才给予共产党可乘之机。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97当时中央党务特派员、东北人士齐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挤。他对熊有这样的批评：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98

　　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99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国民政府颁以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但陈明仁却以大豆案被陈诚撤职查办，据说陈明仁返南京焚掉将军服，声言要去国府路摆摊贩卖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立大功而遭惩罚，对当时军心打击甚大。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100，陈诚下台。1948年4月间，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东北代表群情激愤，要求蒋中正主席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101

　　陈诚在参谋总长任内所做影响极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东北三十万伪满军。共军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收编后，如虎添翼。论者多以为战后不收编东北伪满军善加利用，是国民党一大失策。东北人士多持此论，例如曾为东北国大代表的于斌主教，便有这一段十分沉痛的检讨：

　　“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始于东北的失败，而东北的失败则非纯国军在战场的失败，实为接收失败。日本窃据东北十四年，曾训练不少伪军，其在日本控制时，固为伪军，当其回到祖国时，则为爱国青年，在光复之初，一心等待收编，为国效力，结果却大部为‘共匪’裹胁而去，本已被国军击溃的林彪匪部，得此补充力量，加以苏俄移交之日军装备，短期内即汇聚成一大股有力‘匪军’，数量远过国军，人少力分之国军，纵勇敢善战，至此已无能为力。东北失败后，‘匪军’源源入关，遂导致整个大陆的沦陷……”102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也有同样的结论：

　　“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103

　　1948年2月，卫立煌临危受命勉强上阵，但东北大势已难挽回。而卫立煌与蒋中正对于东北国军的战略又有严重的分歧，卫主守，蒋主攻。1948年秋，最后“辽沈决战”林彪大军南下，至“锦州之役”，蒋中正亲往东北指挥，下达命令，卫立煌竟拒抗不从，两人发生矛盾，上级意见不一致，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先是，10月14日，锦州陷落，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七万人被俘。蒋中正严令卫立煌反攻，但卫认为锦州已陷，派军往救，恐有被共军围歼的危险，两人曾为攻或守发生争执，最后终于派廖耀湘兵团由沈阳西进，但旋即廖兵团被围，十余万人覆没。同时被围困半年的长春亦因滇军第六十军倒戈，10月27日，另一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以下六万余人被俘。11月2日，沈阳不守，卫立煌出走，东北全部尽入共军之手。

1946年初夏的“四平街会战”对整个东北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巨，但历来深入研究这一战役前因后果的专著却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国民党方面由于四平之役下停战令是蒋中正本人铸成的大错，不便深究。当年参加过东北战争的国军将领如赵家骧等人写回忆录时，这段历史也只能点到为止。至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种顾忌，对于共军的惨败情况，不能照实写，只好曲笔带过。在中共方面，“四平街会战”事实上是国共内战中头一等大败仗，当然不愿多加宣扬，提到四平兵败、林彪部队溃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动撤退”遮掩。只有许多年后，像罗荣桓等人的回忆录才偶尔说几句真话。至于国军当时没有进占哈尔滨，中共的说法通称国军已无力进攻，事实上彼时毛泽东已下令撤守哈尔滨。

　　至于外国学者，对“四平街会战”的来龙去脉及其重大意义有深刻了解的，亦属凤毛麟角。美国学者列文教授(Steven I. Levine)对战后东北问题颇有研究，他的专书《胜利的锤炼场》(The Anvil of Victory)探讨中共东北局如何惨淡经营、在东北赢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但他论到“四平街会战”，对林彪部队溃败的实况，了解并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国军拿下哈尔滨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歼灭善于闪躲的共军”之结论来。李格中校(Robert B. Rigg)当时是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他曾在东北目击“四平街会战”经过，后来他将东北战争的历史写成《中国红军》(Red China‘ s Fighting Hordes)一书，此书常被外国学者引用。李格虽然认识到“四平街会战”的重要性，并认为1946年6月6日的停战令“不仅是东北战争亦是整个内战的转折点”，但他也误以为林彪部队能够“主动”撤离四平、长春，从容北退。当初美国政府对东北四平一役的情报的确有误，难怪马歇尔硬是不肯相信国军已将共军主力击溃的事实。其他外国学者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对“四平街会战”有清楚认识的并不多，连具有权威性的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其中“民国史：1912—1949”论述到东北战争这一段，对国军在四平一役得胜的军事意义，也大大地低估了。美国学者中，对“四平街会战”比较有见解的，迄今似乎只有两位。一位是卫特塞(Carroll R. Wetzel)，他的博士论文《虎口余生：林彪及东北四野军》(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对“四平街会战”的前因后果有相当详尽的论述，但此论文成于70年代初，中共方面许多资料如毛泽东及林彪之间的密电尚未公之于世，所以对于共军的溃败实况尚未能深入探讨。另一位是吉林教授(Donald G. Gillin)，除了撰写专文《蒋介石与马歇尔：1946年四平街之灾祸》(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eh， 1946)论述这段历史外，他在编选张嘉日记《东北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的长序中，对“四平街会战”的得失，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如此结论：

　　“国军停止追击，未继续进占哈尔滨，显示东北蒋氏的军队从此江河日下。虽然数月后战事又起而且持续两年，东北国军再也无法重获1946年初夏他们享有的优势。最后，那个夏天在该地所发生的事(指蒋氏下令停战)，不仅令国军在东北失去一次军事胜利的机会，最后并致使国军在中国全盘溃败。”104

　　【注释】：

　　1.TsouTang，America’sFailureinChina，p.306.

　　2.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引自：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同２，第190页。

　　4.张正隆，《雪白血红》，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5.同４，第40页。

　　6.同４，第41页。

　　7.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引自：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上），第84页。

　　8.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9.大溪资料，《国共协商及共军叛乱卷》，第279-280页。转引自梁敬，《中美关系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32-133页。

　　10.AlbertC.Wedemeyer，WedemeyerReports！，HenryHolt&Company.1958p.346.

　　11.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第201页。

　　12.同7，第84页。

　　13.《中美关系白皮书》第383页。

　　14.同10，第370页。

　　1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EP，1978年，第114页。

　　16.1946年4月30日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17.同16，第159页。

　　18.同4，第165页。

　　19.同4，第166页。

　　20.同2，第196页。

　　21.同13，第40页。

　　22.同15，卷六(上)，第114页。

　　23.同15，第115页。

　　24.同10，页三二五。

　　25.杜聿明，《战役前国民党军进攻东北概况》，引自《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

　　26.同25，第553页。

　　27.同25，第553-554页。

　　28.同25，第555页。

　　29.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当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曾亲口告诉笔者当年父亲抵沈阳时，东北将领士气大振的情况。

　　30.同15，卷六(上)，第150页。

　　31.同15，第151页。

　　32.《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1949年，10月，第10页。转引自《雪白血红》，第174页。

　　33.同2，第199页。

　　34.1946年4月29日，林彪致东北局电，《雪白血红》，第170页。

　　35.“CivilWarinChina，1945-50”，Taipei，p.24.

　　3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37.同36，第250页。

　　38.许逖，《百战军魂——孙立人将军》(下)，懋联杂志社，1989年，第103页。

　　39.同4，第202页。

　　40.同11，第146页。

　　76. 见1950年台湾“国防部”出版之《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内载汤恩伯、胡宗南等十七位国军将领之检讨。

　　77.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第147页。

　　78.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六(上)，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EP，1978年，第151页。

　　79. 同78，第165页。

　　80. 同78，第168页。

　　81. Donald G. Gillin， Chiang Kai 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 Chieh， 1946；Carroll R. Wetzel Jr.，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

　　82. 同78，第115页。

　　83. 同78，第151页。

　　84. 同78，第166页。

　　85. 以下数处所引蒋中正之日记，皆出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

　　86. 同85，第63页。

　　87. 同77，第146页。

　　88. 同77，第147页。

　　89.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38页。

　　90. 《赵家骧将军诗文集》，台北，1960年，第415页。

　　91. 1956年，父亲在台湾发觉座车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乃呈函蒋中正，诘问由来，并表明心迹。

　　92. 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香港，宇宙出版社，1971年，第199页。

　　93. 《李宗仁回忆录》，第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