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即使对时事漠不关心者，也能从7•23高铁事故中的媒体集体起义中感受到社会求变心切。假设北京高层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如当年启动经改的邓小平，这时候就应该借力成事，促成中国政治转型。

北京经常表示对民主化的深切担忧，一是忧虑“子民”素质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担心“民主导致动乱”。在此，我对症下药，帮助中南海衮衮诸公解惑释疑。

一、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让少数地区与人民先民主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第四、五两代中共领导人完全可以师法当年邓小平开办经济特区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与政治勇气，在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大现代化橱窗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办政治特区，让它们先走一步，开出一条路来。

7月23日，滞留加拿大12年的远华案首要嫌犯赖昌星被遣返中国。于是，赖昌星其人其事又成了人们争相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有人说，赖昌星是人民英雄，因为他的走私，打破了垄断，压低了物价，搞活了经济，造福了乡里，至于说他靠走私赚来的亿万家产，那只不过是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并没有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此论大谬不然。

首先，我们要看到，走私有两种。一种走私是躲着官府背着官府进行的，这种走私甚至可能走上直接反抗官府的道路。例如在古代，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和元末的张士诚，都是靠贩卖私盐起家，为了对付官府缉私，他们呼朋引类，啸聚山林，并最终举起大旗和官府公开对抗，一争天下。

赖昌星的走私是另一种类型。赖昌星的走私是和官府合作的，决不仅仅是收买几个海关小吏，而是和地方官员打成一片，关系网一直铺到中南海。远华案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典型，是制度性腐败的标本。

据《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2日报道：2011年6月13日，广西南宁市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在新突然被北海市公安局以“妨害作证”刑拘，和杨在新同时被抓的还有南宁市的3名律师：罗思方、梁武成、杨忠汉。该4名律师均是2009年北海市的“11•17杀人抛尸案”4名被告人的辩护人。在同类案件中，律师以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被抓，极其罕见，故该案在全国律师界都引发了剧烈的震荡。由于该案纯属地方司法机关的行为，且非政治性敏感案件，还有操作空间，因此事发后，律师界迅速组成了律师团进驻广西北海，全国律协也高度关注，媒体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以期通过此案来促进中国的法制进步。

当今，中国律师被抓已不是新闻了，近两年来前有李庄，后有杨在新，还有其他，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据《全国律师协会维权工作报告》统计，1999-2002年，全国律师因执行职务而被指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达347起；至2007年全国有108名律师被追诉，而最终被认定有罪的为32起。仅2000年5月，23起有关律师触犯《刑法》第306条的案件中，其中11个涉嫌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有罪判决，1个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达到70%以上。何以至此？

（续第57期）

我与冉云飞在酒桌上曾多次讨论中国正走向黑社会的问题，我们都感到不寒而栗。政府是最大的黑社会，见风使舵的商人们，为利益的最大化，向政府黑社会靠拢，或自己以黑社会的形式和手段，对付竞争对手，对付麻烦制造者。而流动进城的农民工，为生存而打拼，往往拉帮结派，形成初级的底层黑社会。潜规则无处不在，可公义在哪里呢？追求社会公义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呢？为报仇雪耻而手刃六名警官的杨佳，为抵抗暴力拆迁而自焚身亡的唐福珍，为寻求大地震真相而入狱的谭作人，还有众所周知的师涛、胡佳、高智晟、郭飞熊、刘贤斌、邓玉娇——冉云飞一再深入到这些受害者的经历中，却不明白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曾幼稚或侥幸地想，被黑社会对付的命运，不会降临到自己头顶——如果在国际上，至少在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上拥有较大的知名度，当局在整治时，将会有所顾忌。

中国人权新闻发布

2011年8月3日

中国人权获悉，2011年8月3日下午，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北海市银海区白虎头村民选村长（村委会主任）许坤非法经营案上诉一案作出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期间，许坤的律师曾多次请求开庭审理，但二审法院不予采纳，决定书面审理。宣判前，法院没有书面通知上诉人许坤、张春琼、高世福的辩护人参加宣判，仅在事后打电话告知已经宣判。许坤的妻子冯广梅到庭旁听了二审宣判。北海中级法院下达裁定的时间大大超过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