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问题，李泽厚先生一九八六年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观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观点影响很大，许多人接受这一说法，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解释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和思想史问题。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思想逻辑。

一

就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问题，李泽厚先生一九八六年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观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观点影响很大，许多人接受这一说法，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解释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和思想史问题。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思想逻辑。

二

首先需要搞清启蒙和救亡这两个概念。启蒙（Enlightenment）概念来自18世纪欧洲思想主潮。这是一个文化概念，意指当时欧洲出现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运动，它旨在个人、民族、人类摆脱无知和蒙昧、走向思想、智慧和自由，它标志主体意识、个人权利的苏醒和自觉。启蒙的思想核心是对人类、自然和社会提出崭新的观念、确立共同的价值标准，它的精神核心是理性、科学、人权和尊严。

启蒙运动的代表性思想家和哲学家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英国的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德国的莱辛、赫尔德、康德，美国的潘恩、杰佛逊、富兰克林（他们在文化意义和思想传承上属于欧洲文化）。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推进，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西方启蒙运动，是一场全面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不仅包括思想启蒙、哲学启智、文学启情，而且包括整个文化更新、社会政治重建、经济自由发展、伦理观念更新。诸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莱辛、赫尔德、康德之于思想、哲学、文学之贡献，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杰佛逊之于社会政治体制建构之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亚当斯密对自由经济体系的理论阐述。

中国思想史学者曾使用“启蒙”一词评论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思想、哲学和社会观念（诸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进步意义。此词用于现代中国，则泛指二十世纪初叶洪波涌起、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的五四新人文主义运动，以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科学的观念、理性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平等的理念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运动。用通俗话说，就是摆脱心灵蒙昧、跳出思想牢笼、打开心智之窗、涌入灿烂的理性和自由之光，从而意识到人的天赋权利、人的自由和尊严，走向个性解放、心灵自由和社会民主。

救亡则是中国大众熟悉的一个普通用语，没有特殊思想含义或哲学意义。此辞较多出现在晚清之际，特别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接连惨败、中国社会文化多种弊端全面暴露之际，“救亡”“救国保种”等辞铺天盖地，遍布当时各种报刊杂志书籍，呼吁国人看清自己面临的文化、政治、个人和民族危机（“亡国奴”一辞显示救亡运动中的民族尊严意识与个人人格意识具有同一性）。

救亡这个辞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再次涌现，知识界人士以此呼吁民众团结抗敌御辱、捍卫民族尊严。说得学术些，这个通俗词语用来指一种缺乏本体意识、缺乏自觉意识、处于愚懦、萎靡、危亡境地的文化、文明、种族、民族之自我拯救活动。                                                                 

三

其次，需要探讨启蒙与救亡关系。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蒙昧和黑暗中觉醒，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懂得科学的法则和人类的准则，由自在转向自为。启蒙，不是国家观念的灌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个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的觉悟。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性、科学、自由、人权观念，中国晚明思想家如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主说，五四新人文运动中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观念，从不同角度显示这些特点。

启蒙，就是开启人的道义和心智之光，挣脱专制和愚弄，捍卫自身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无论它们被本国专制政权剥夺还是被异族侵略者侵犯。这些剥夺者和侵犯者，不分内外，皆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敌人。个人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归根到底，就是民族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反之亦然。

因此，启蒙就是救亡，通过心灵拯救达到生命拯救，以思想觉醒推动躯体实践、建立新的社会和文化、使人类生活在更自由、更宽松、更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会体制和生态环境里。对于人类来说，一切救亡都是文化意义、精神意义、人格意识上的拯救，由此推动个人及其民族的心灵和躯体双重救赎。

相对于思想上的启蒙或启蒙运动，救亡或救亡运动则是启蒙思想启发下的实践活动。人们把救亡或救亡运动独立地提出来强调民族自救事业的紧迫性，并不意味着抛弃启蒙或启蒙运动这一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首要性，而是把启蒙或启蒙运动视为救亡，以强调启蒙的实践意义。这两种理解角度显示：启蒙和救亡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关系。

从文化实质和实践功能看，救亡或救亡运动是人类的一种有自觉意识的文化行动、道义行为、人格自卫、精神价值诉诸实践活动。救亡，实质上是拯救文化、文明、民族身份、个人尊严之危亡。在这一意义上，救亡直通启蒙、体现启蒙，因为启蒙是从文化和心灵上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推动人们的社会改革行动、从而拯救个人、拯救民族、拯救人类。只有当处于危亡境地的个人、民族和人类从文化和心灵上觉醒，才可能采取积极实践行动以获得文化上的新生。很明显，救亡和启蒙是灵肉一体、相辅相成关系。

救亡是人类的自我拯救。救亡对于人类的意义，可以有三个层面：一、个人拯救：个人心灵和躯体从自私、愚昧、奴役、堕落中自我拯救。二、民族拯救：推倒本民族的专制意识形态、专制社会体制而获得自我拯救，或推翻异族专制统治而获得自我拯救。推倒前者、获得个人独立和自由，常常表现为民族内部的革新或革命运动；推翻后者、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常常表现为民族抵抗、民族起义或民族战争。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民族尊严，归根结底，就是个人道义、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没有一个民族浴血奋战、推翻异族统治是为了欢迎本族的专制集团享受特权、花天酒地、欺凌百姓。毫无疑问，抗击外敌，和推翻内敌一样，是为公民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三、人类拯救：基于每个人心灵和躯体得到自我拯救，整个人类也随之从心灵的自私、愚昧、野蛮、卑鄙、狭隘、穷奢极欲中解脱、从而得到精神和躯体的自我拯救。救亡，就是人类为净化、超越内心和外界一切鄙俗、贪婪、邪恶而进行的心灵搏斗和社会战斗。

人类之间横亘着民族形态，个人从属民族，各个民族把人类从地域、历史和文化上切分开来，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起着把个人与人类整体分割的作用。人在思考人类问题时，需要心灵超越民族障碍；人在思考民族问题时，则需要人类眼光。

民族这一概念，既是种族意义上的，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对面临异族侵略的民族，救亡这一概念不仅是种族意义上的拯救，更重要的是民族身份意识、民族文化意识和个人尊严意识上的拯救；救亡虽然包括肉体得救，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拯救。一个民族、特别是世界上的大民族被一个小民族吞并，一般说来，这个民族作为种族是不会灭亡的（征服者的目的在人力奴役和资源掠夺），但是它的文化、文明、民族身份和尊严却可能丧失。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显例：元蒙势力统治中国九十年，满清势力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日本势力统治台湾五十年。前两个史例，是中国民族失去主人身份、民族尊严和个人尊严（元蒙社会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满清时期满族旗人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但是人口巨大、生育旺盛、分布广阔的中国民族庞大生物躯体依然存在，其深厚的文化和独特的文明依然存在，外来统治者对中国文化承而袭之以便统治。第三个史例则是殖民化，民族文化、民族尊严、个人尊严受到侵害，代之以日本政治、文化和语言的统治。这些史例显示，一个大民族被外来小民族统治，它失去的不是民族的生物躯体，而是文化、文明和心灵层面的民族独立、民族身份、民族尊严。而民族独立、民族身份、民族尊严植根于个人独立、个人身份、个人尊严，因为民族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性词语，它要体现在个体身上。所谓救亡，不是救国家政权危亡，而是救民族文化、民族身份和民族尊严这一内质危亡。

民族救亡中，推翻异族统治和推倒本国专制制度，获得民族解放和获得个人自由，是同一项事业，即公民的自由和尊严。拯救民族就是拯救这个民族的自由、人格和尊严，就是保护这个民族中每个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

一个民族，如果打败外敌、获得独立、却屈服于本民族专制者的凌辱和践踏，那不过是一群可悲的家奴。受本民族专制者凌辱践踏，并不比受异族统治光荣。外敌的统治往往比卑劣的内敌还人道些、文明些。心灵昏暗、思想愚昧者，既不能救亡个人、也不能救亡民族，只能沦为专制政权的奴婢。对于一个有人格尊严意识的民族和个人，专制统治，无论外族人统治还是本族人统治，都是耻辱、不道义的，都不能忍受。

启蒙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道义责任、自由权利、人格尊严，彻里彻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心灵专制和政治专制，获得自我拯救、民族拯救、人类拯救。把启蒙仅仅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把救亡仅仅视为抗击异族侵略时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启蒙和救亡不分内外，人权和尊严也不分内外，它们超越国家和民族意识，它们具有人类意义。

毫无疑问，启蒙是救亡的灵魂，救亡是启蒙的实践。换句话说，启蒙直通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启蒙、救亡是完整一体。                                                                      

四

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为我们考察启蒙和救亡相辅相成关系提供了生动史例。

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在本国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牢笼下，长期陷入苦难、屈辱境地。内辱和外侮交相欺凌，内压和外迫交相肆虐，本国政权的专制腐败是外侮外迫的根本。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比任何民族都艰难，因为它往往需要同时反抗两种势力，即本国专制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义和团初期口号“反清灭洋”清醒地表达了这一意识（后来改为“扶清灭洋”则是被清统治者利用和愚弄的结果）。中国人民的救亡事业，头号大敌是本国专制制度。三十和四十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过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精神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人民自由事业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下半叶、晚清最后三十年，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文化引进和西学翻译热潮，康梁公车上书疾呼政治改革、风起云涌的君主立宪运动、不可遏制的社会革命怒潮，清朝专制倾覆、中华民国建立，都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下、特别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日本势力的威压下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启蒙运动及其推动的一连串民族自救、文化更新运动。这显示文化启蒙、心智开光和个人觉醒、民族自救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同一个过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始终以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为目标。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这一迫切责任是通过思想和文化启蒙来推动的。只有在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下，才能够拯救危机中的中国。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走过一段艰辛历程：从单向度追求船坚炮利转向政治改革，从政治改革走向思想革新。这部不断进步的认识史，显示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启蒙和救亡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历史过程。他们认识到：只着眼于当前急功近利式救亡，只着眼于武器的船坚炮利，试图保存清朝专制制度，救不了民族危机，因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精神、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只有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的启蒙和更新，才能拯救民族危亡。这看似迂阔遥远，实际最有实效。急功近利行为看似切近现实功用，实际无济于事。

我在一九八四年春撰写的《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书导论中，开篇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宗法制封建社会从此开始迅速解体。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外力—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摧枯拉朽般的一连串痛击之下，中国民族开始被推入深重的苦难和急速探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救国运动—富国强兵、船坚炮利之实业上的提倡，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之政治制度上的革新，拯救灵魂、改良国民性之文化与文学上的努力。这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这些运动都是中西文化接触、冲突、比较的结果，那些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西方现代文化中直接拿取自卫的武器，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顽强斗争：（一）向中国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宣战，以求文化和观念的现代化之实现和自身的强固；（二）向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抗争，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辉煌产物。”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启蒙救亡问题及其流变史。

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就是一场以思想文化启蒙为核心的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运动。当时巴黎和会西方列强将中国领土由德国之手转给日本，面对这一丧权辱国事件，中国学界和民间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救国口号和“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口号，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由此波澜壮阔。这场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是接续和推进晚清科技兴国、政治改革、拯救中国运动、继以新时代之科学和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崭新精神内核的个人觉醒和民族自救运动。

一九四九以后，中国已无异族侵略这类外部问题，可是中国民族却在本土流氓政权淫威下沉沦于前所未有的专制、愚昧、残暴、耻辱、杀戮和奴役中。五四精神和文化启蒙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完全被本土这帮邪恶势力颠覆和灭绝。中国需要从本土流氓的黑暗政治中救亡，国人需要以文明对抗野蛮、以道义对抗邪恶、以人格勇气对抗奴才专制、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枪坦克。

一九七六“文革”结束，在毛泽东集团破坏下，中国的精神、文化、道德、经济和社会极度雕敝。中国需要再次启蒙，复兴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想。这种西西弗斯式重复前面两代人的思想事业、重建价值系统，显示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长达六十年的全面大倒退和大黑暗。

二十一世纪今日，在邓氏及其两代后继者的破坏下，中国社会、政治、精神、文化、道德、法律、生态、环境陷入全面腐败、全面堕落、全面崩溃境地，中国迫切需要再次发起民族自救和文化启蒙运动，中国迫切需要重建道义、理性、公正、人权、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文革”结束三十六年来，由政治的野蛮专制、社会的深度腐败、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积累起来的又一个巨大的奥吉亚斯牛圈，需要全民族奋起清扫，以完成中国民族的精神文化拯救、民族躯体救亡、生存环境拯救。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显示：以思想和文化启蒙为心智灵光，推动个人觉醒、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思想和文化启蒙焕发的理性激情和道义勇气是摆脱内外一切形式的心灵专制和政治专制、推进人类文明水平、建立自由、人权和尊严的强大动力。

五

通过上述所论，再看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现代史持的基本观点“救亡压倒启蒙”，错误昭然。李先生把救亡和启蒙人为地对立起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双重变奏”。这一论断，将救亡和启蒙视为二元对立关系，显系谬误，因为救亡和启蒙并不矛盾（见我上文所论）。这种谬论，经不住质疑：愚昧不能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如果救亡与启蒙冲突或“压倒”启蒙，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救亡？这是哪家的“救亡”？这种“救亡”到底有没有现代文明性质？

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问题，除非“救亡”者打着救亡旗帜却反启蒙、反文明。没有心灵觉醒、没有人格观念、没有道义理念、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岂能救亡？没有道义的坚执、没有自由的信念、没有人格的尊严，如何拯救沉沦的肉体、愚昧的人群、堕落的民族、苦难的人类？如果那是一伙反文明势力，那么他们救的不是中国之亡，而是专制制度、专制文化之亡。如果按照李先生所说“救亡压倒启蒙”，那就意味着被救亡的东西与启蒙思想事业势不两立，那救的是什么亡，读者当于心了然。

李先生说：“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史总是这样。”他把启蒙、科学民主与救亡、爱国对立起来。问题是：一、如果救亡、爱国是真货，那与启蒙、科学民主没有矛盾。二、如果“救亡”“爱国”是假货，那自然与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对立和冲突。既然李先生认为“救亡、爱国”与启蒙思想主题冲突，那么我可以说：这所谓“救亡、爱国”必是假货、冒牌货。李先生的论断面临两难之境，无须再著一辞，其长文论点顿时崩溃。

我在上文指出，启蒙是救亡的灵魂，救亡是启蒙的实践；启蒙、救亡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关系。李先生武断地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一个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思想逻辑、没有理论意义的伪命题。

这种错误在于不了解启蒙、救亡这两个概念的真实意义，对启蒙、救亡这两者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关系也缺乏理解，未能深入辞面之下探讨两者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互辅关系，却将两个辞语对立起来。这种简单、浮面式思维，有点像把曹孟德和曹阿蛮对立起来。殊不知，孟德、阿蛮不过是曹操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就像一枚铜币的两面。这类简单思维尚停留在语词表面和形式逻辑推演，未能上升到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层面。如果有人根据辞面的不同、遂以形式逻辑推演、认为曹孟德和曹阿蛮是两个历史人物，人们会作何反应呢？用这种论断和逻辑解释中国现代史，站得住脚么？

这种错误还在于，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抓住真实的问题和冲突，未摆脱简单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和套路，未看到真正的历史症结所在。如果只看救亡、爱国、革命这类词语表面并依从某种政治势力的自我宣传，那就会丧失历史思考力，使自己的概念、命题和论断立刻漂浮而虚伪。如果只见国家而不见人和民，只见国家的存亡而不见人和民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和根本，那就很容易堕入国家主义而轻视人权价值，而十八世纪启蒙时期哲学家康德是把人当作目的的。如果只看到救亡国家而看不到人们救亡和追求的是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这些现代文明价值，那就无法正确认识人类在历史进步和思想发展中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所具有的人类核心价值。理论是高级心智游戏。学术是高级心智竞赛。理论家可以犯高级错误，不可犯低级错误。学者可以犯文字之小错误，不可犯立论之大谬误。

六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早已指出，语言具有任意性。李先生文章使用的救亡、爱国、革命诸辞，实际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宣传性词语。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所谓运动并无“救亡”“爱国”“革命”意义，而是些冒牌货，意在制造麻烦、挑起事端、发动叛乱、促亡政府，目的在某党武装夺取政权、促国民政府速亡、促中国现代文明进程速亡，其使用的手段是暴动、兵变、割据、掠夺（所谓“打土豪分田地”）、暗杀、屠杀（例如屠杀AB团）、内战等等，皆属非法和暴力，这些手段已见这伙势力的黑色本质及其反现代文明性质。这伙势力把他们策动的各种运动称为“救亡”“爱国”“革命”，实际恰恰是促亡、毁国、反动。作为学者，不辨这类宣传性词语之虚伪，拿来当真，竟然做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既不合历史事实、又违反思维逻辑的荒唐论断。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某党以虚伪的救亡宣传、爱国宣传、革命宣传、阶级专政理论和武装割据行为试图毁灭五四新文化思想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或是：“某党以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和武装夺权理论策动的一系列国内动荡和暴力事件一再干扰中国思想、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努力（至今它依然在全力打击和阻挠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和社会现代化进程）”。这样的论断，庶几符合现代史和当代史事实。可惜，李先生谈中国现代史，见不及此，未脱宣传躯壳，似乎被一伙披着人皮的豺狼骗了，据门前牌坊遂称婊子为贞妇，弄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谬论。

研究中国现代史，需要拨云雾见青天，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词语辨伪，对所有要使用的那个时代的招牌性或虚假性词语做一番去伪存真式考辨，使思维立在真实的历史根基上，而不是寄生于一堆虚假浮词中。学者应当是思想者，应当有真知灼见，绝不可跟着谎言走、听而从之。我在2006年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事》写的评论中指出：“一九四四年九月毛泽东写过一篇小文《为人民服务》，说他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研究者若是呆子，就要上当了。此书作者能够撇开这类虚假文字和虚伪之言，通过大量事实而一针见血指出毛把农民视为敌人。”“真正的研究，既在求真，又在去伪。要获得真知，不仅需要广泛收集新史料，还需要大刀阔斧扫除假货，寻求历史真相。”（《民主中国》2006年11月20日）研究当代史亦然。你若听信而使用“文化大革命”这虚假门面话，把毛泽东这伙罪恶势力干的反文化、反文明事说成一场文化革命，能不让人笑得绝倒么？

研究中国现代史，还需要指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现代民主进程、法制社会、文明遗产不遗余力的疯狂破坏及其对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中建立起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格等一系列现代文明观念的彻底剿杀，诸如延安“整风运动”及其“文艺整风”对五四新文化思想和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全面清剿，1949掌权后把这种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科学、民主、自由、道义、人格的剿杀立刻推广全国，掀起一波又一波大规模思想清剿和“批判”运动，全面剿杀五四新人文精神和民主自由价值观，把五四文化精神全面清除，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胡风集团批判”“反右运动”“文革”，在中国建立起暴虐专制统治、专政意识形态话语和一套奴才文化系统。

从五四新文化初期到1949这段所谓中国现代史时期，基本线索是国共两党势力内斗、消长，最初各路军阀割据，共产党是军阀中最顽强、最野蛮、最残酷、最狡诈、最具欺骗性的武装割据势力，中间绵延八年抗日战争，最后四年国共军队血战。共产党势力为制造社会动荡、颠覆国民政府、夺取国家政权，多次策划、鼓动和发起各种工潮、学潮、农民暴动、城市暴动、武装叛乱、武装政变（1936西安事变）、武装割据和分裂国家（福建江西陕北等地区武装割据）。在这些武装割据地点，毛泽东政权残暴地掠夺农民、镇压民众、残忍迫害党内不同观点者、野蛮地侵犯人权、实施反民主自由、反现代文明的共产政策。1945日本向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本应休养生息，回到经济、社会、文化、民主和法制建设轨道，共产党却挥军下山、日夜兼程、抢夺东北沃土、为夺取政权而发动全面内战，使千百万中国人民死难于共产党人海战术的汪洋血海。

这三十余年现代史，只有一次运动直接属于爱国救亡性质，即抗日运动。但是需要指出，毛泽东势力在抗战中扮演的不是爱国救亡角色，而是暗中通敌、勾结汪伪、保存实力、盼望日军打垮国民政府、中国亡国、他们下山摘桃。

如何看待共产党策划、鼓动和发起的一系列内斗、内乱和分裂活动、各种血腥事件以及大流血内战？这一系列暴力行为和事件，是救亡中国还是促亡中国，是爱国还是毁国，是革命还是反动？是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制度建设和个人自由权利，还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制度建设和个人自由权利？是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光明，还是使中国走向专制、奴役、黑暗？有良知的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应当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的回答。

这些事件不是“救亡”（这是某党的宣传用语和招牌，他们口中的“救亡”中国实乃灭亡中国，正如他们口中的“进步”“反动”实乃反动、进步，他们口中的“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而是阻挠中国民主进程、剿杀新文化思潮、中断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诸如社会法制建设、政治民主进程、思想文化发展。这一切，在1949共产党以暴力手段劫夺国家权力后得到面目狰狞的大暴露和淋漓尽致的大展现。

很清楚，被李先生称为“救亡”“爱国”“革命”的，恰恰是促亡、毁国、反动，是共产党势力以种种违法的、血淋淋的罪恶手段策划和制造的一系列内斗事件、暴力事件、流血事件，与日本侵略者里应外合，妄图灭亡民主中国、颠覆国民政府、中断中国现代文明进程，取而代之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等大规模流放和肉体消灭、思想和文化清洗、取缔五四以来蓬蓬勃勃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把中国锻造成一座外层血红、内里漆黑、暗无天日的大狱。

十九世纪晚期之清末已有结社和出版自由，二十世纪上半叶军阀政权和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已有充分的社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才有五四新人文运动春花怒放、新文化思潮汹涌澎湃、新文学作家和作品郁郁葱葱。这种自由条件在毛泽东政权下立刻全部消失，共产党统治至今六十三年中国没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最大的症结问题到底在哪里。

应当指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反扑、专制对民主的反扑、奴役对自由的反扑、黑暗对光明的反扑，绝不是什么“救亡”“爱国”“革命”与启蒙思想的对立、冲突。

七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谬论产生很大影响。它把救亡和启蒙这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事业对立起来，从而把人们的思维引向浅薄、虚假、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为某些人躲避人权、抹杀民主、否定自由提供类似的套路。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谬论成为一种思维模式，派生若干时髦口号，诸如“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这类谬论。这种思维模式、论断模式、话语模式，与“救亡压倒启蒙”同出一辙。

这里需要对“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这类口号做一些辨析。口号的制定者和宣传者把“稳定”“维稳”说成是保持“社会稳定”，实际是“保持特权者专制和利益稳定”，即他们宣称的“不搞西方民主制、不搞三权分立”，他们要搞的是东方专制主义。他们宣扬的“稳定压倒一切”，即为了稳定可以不择手段、任意践踏宪法、侵犯人权、动用一切非法手段以及开枪镇压。

持这些谬论的人，假装不懂这一常识和道理：社会稳定与保护人权没有矛盾，保护人权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要求人权、要求社会公正、要求清除腐败、要求宪法保护之间没有矛盾冲突，人民的这些正义要求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剥夺公民权利、政府官员全面腐败、宪法遭到粗暴践踏乃至不能保护人民权利和生命安全，这是在加剧腐败堕落、加速社会危机、加剧社会动荡。“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这类谬论，是专制者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和借口，以调动国家政权力量、使用一切非法手段（诸如诬告、网禁、迫害、失踪、黑牢、暗杀、镇压等等）剥夺公民基本人权、剿杀人民正义要求、反对社会文明进步。

这类“压倒”式话语频频出现，显示当代中国人思维和用词的严重弊端，即虚伪、偏狭、两极对立、单向度思维，缺乏真实、广阔、立体、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压倒”式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与中国人熟悉的《红楼梦》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式思维属于同一种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毛泽东喜欢这种简单的、两极对立式思维并宣传此语，他需要奴化国人心灵，使他们的思维陷入单向度、两极对立、你死我活斗争这种简单模式）。八九北京大屠杀后出现的邓氏所谓“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亦属于这种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这类单向度、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会使人们思维走偏，头脑陷入狭隘，思维陷入不宽容，态度陷入武断、峻急，而不是走向理性、宽广、深刻、全面。中国人走向现代文明、人格健康、思想健全，必须扫荡动辄“压倒”之类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还会无形中为黑暗势力提供理论空间和虚假理由。比如，专制者可以说：我们需要先救亡，搁置启蒙；我们需要先爱国家，搁置民主；我们需要集体第一，放弃个人权利；我们需要国家第一，一切服从国家；我们需要先吃饭，搁置人权问题。这类说辞与“救亡压倒启蒙”“维稳压倒一切”皆属欺骗性话语，皆把两者相辅相成关系二元对立起来。

八

在我看来，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一世纪今天，中国百年历史和思想史的最大症结、核心问题、根本冲突，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平等与特权、光明与黑暗的冲突、较量和搏斗。

由此派生一系列冲突，诸如智慧与愚昧，道义与邪恶，社会公权与一党私窃，人格独立与个性剿杀，思想言论自由与思想禁锢言论封杀，公民遵循宪法与政府无法无天，公民维权与政府违宪，全民要求社会正义、政治改革与政府官员极度腐败、铁血“维稳”之间的对抗。

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健康发展、难以走向文明，社会、文化、道德、心态、自然、生态全面腐败、全面堕落、全面恶化、全面崩溃，乃至食物、饮水、呼吸都成了民族生存的大问题，根源就在国家权力非法性、私授性，由此决定它的私利性、腐败性、残暴性、私密性及其反人民、反道义、反文明性。各级掌权者势必使用铁血手段以维持非法的个人权位和家族利益（诸如1989北京大屠杀以及广东汕尾、西藏、四川等地多次开枪屠杀和平民众事件），他们只向私授者负责，不向人民负责；高层行迹、国家政务、会议真情、经济数字、社会问题乃至食品污染、瘟疫流行、地震火灾、车祸伤亡，所有关切民生之事皆是国家机密、严禁报导、不让人民知晓，让人民闷死在即将临头的社会大灾难里；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走向全面腐败和疯狂，杀人越货、鲸吞民财、恣意横行的强权势力及其爪牙军警把中国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黑社会；这些丧尽人气、沦为动物、满腹权欲物欲性欲的社会渣滓、政治恶棍从上到下纵横交织，构成庞大的贪腐、暴虐、自私集团，成为中国走向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这种政权是人民的头号敌人，最高权力者是民族的头号罪人。

九

我们换一个视角透视中国问题。晚清至今，中国百年历史的思想主潮、人民意志和历史方向是追求社会权力合法性，即政府、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的合法性、规范性和现代文明性。百年来不同政治势力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即合法性与非法性、遵法性与违法性展开激烈、反复的冲突和搏斗。

从中国晚清涌现的政治改革思潮和君主立宪呼声、敦促清政府政治转型以获得政权合法性、慈禧政权迟迟不立宪、拒绝政权合法化、遂被人民起义推翻，到中华民国成立议会、制定约法、保障人权；从袁世凯践踏约法、解散议会、暗杀对手、复辟帝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到孙中山先生发动护国运动、护法战争、袁世凯暴死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从毛泽东以暴力和流血手段非法夺取政权、实行一党专政、抛弃议会、拒绝大选、剥夺民权、以暴力维持非法政权，到其末年全国动荡、天安门广场爆发数十万民众政治抗议；从“文革”后西单民主墙发出政治呼吁、中国再次涌起政治现代化、政权民主化、维护法律尊严、兑现公民权利、结束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转型等思想运动，到共产党取缔民主墙、取缔大字报、监禁魏京生、开除党内正义人士、镇压学生政治呼吁、开枪屠杀护法人民、这个非法政权再次陷入滔天罪孽；从今年四川王、薄事件暴露的政权黑幕一角、山东陈光诚一家无罪受害事件曝光世界，到最近发生的湖南六四英雄李旺阳被当政者非法监禁和谋杀事件（这种事件在当代中国擢发难数），中国和世界发出对现政权的法律追讨、道义谴责和政治抗议。全国人民就政府非法性、政权违法性、人权侵犯性这一核心问题向当政者展开的抗议运动日日风起云涌。这个政权脖子上的无数绞索正在日益收紧。

中国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权力必须具有合法性这种政治要求，极富揶揄意味地表现为日益广阔的公民维护宪法、维护人权运动，即维护宪法尊严、要求兑现民权、要求司法独立、要求以法治国。人民维宪与政府违宪、人民维权与政府侵权、人民维法与政府维稳构成激烈冲突。维宪、维权、维护法律尊严这种全民要求，与那部带上一抹文明油彩的纸上宪法和那个“人民共和国”招牌构成强烈反讽。这显示在世界现代文明和人类共同价值强大推动下的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人类道义方向，亦暴露中国专制者的流氓性和虚伪性（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语道破其政权的非法性、违法性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在一群政治恶棍手中毫无意义）。文明世界的正义力量和国内人民波澜壮阔的政治合法性诉求构成天罗地网般的政治威慑力和道义震撼力，使专制集团产生强烈的非法性焦虑、违法性忧惧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今日官僚集团疯狂聚敛、子女移民移财国外以及裸官现象充分显示政权末日集体性心理焦虑和恐惧）。

百年来中国历史方向、思想史主调、四代国人心魂系之、执着追求的，集中于政府合法性、政权合法性、人权合法性问题。与中国历史正道、思潮主调、人民意志敌对的是历代专制者坚持的政府非法性、政权违法性、人权侵犯性。这项民族大业与专制集团的负隅顽抗，构成中国百年来一系列悲剧性历史冲突和搏斗。

这是中国冲破政治黑暗、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事业。这一人类正道、思想主潮、人民意志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展现全部伟力和壮丽。知识界人士应当以睿智之眼和开朗襟怀，为这一历史大业扫荡一切心灵和思维迷误，迎接中国春天的到来。

转自民主中国，2012-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