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60年，从列宁、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借鉴而来并“改良”为中国式的文攻武斗，在这个国家可谓演绎得淋漓尽致、见怪不怪。但请记住，这是学苏俄的糟粕所致，绝非中国传统。

所谓文攻武斗就是开启国家机器，绕过法律，先灭掉对方的声音，然后盗用群众和正义之名，对“敌人”进行精神和肉体双绞杀。好在30年来社会的进步，肉体消灭比之过去已大大改观，不过对精神的绞杀，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次轮到郭德纲。

拿郭弟子与记者的冲突、再到郭德纲第一时间的生猛回应做文章，能够说的无外是走法律程序维护媒体采访权和公民的知情权以及捍卫私人领域，如果要上升到封杀郭德纲也只能是（呼吁）消费者不要买郭德纲的作品，前提是决定权在消费者手里。这里不探讨作为国家公器的电视台直接去打压公民个体的道德是否符合法治精神，但，公权力反“三俗”显然是越线行为。没必要天真地问：“三俗”如何鉴定？该走什么法律程序？……

过程一目了然，我们看到的不是在法律范围的民事纠纷，也不是媒体立场分明的争鸣博弈，而是公共权力驰骋淫威。值得品味的是，表面看北京电视台为争一口气，联络上下左右，猛烈给这个自找没趣的戏子一场狂风暴雨，实则是郭德纲本人从来就不是主流相声的兵马，靠的也不是附庸主流和权贵往上爬。他的起家走的是市场之路，没错儿，是听众愿意花钱买他说相声的结果。或许正如此，郭在第一时间没有电视台（官方喉舌）“神圣”这一政治领悟。

文艺界往往比其它行业更难摆脱“利出于一孔”的枷锁，基本上文艺不迎合主流、不唱主旋律，粮草便无法保障。显然郭德纲是幸运的，居然在市场上拼出了一块自己的绿洲。这也很容易让他对周遭的现实渐行渐远，甚至想插上翅膀自由飞翔，他的作品展现了这种野心——几乎没有附和主流和权贵的东西，更多的是草根阶层的态度。或者准确点说，他的作品符合民间审美的自然态，加上追求公正和尊严是人类的自然秉性，所以他的作品时有对当今社会顽疾的讽刺、挖苦和抨击。

这里插入一段郭演出时的段子（现场声音整理）：“这年头，警察脾气特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越看越像流氓；流氓啥事都管，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越看越像警察。你能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这年头，官员黑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不难看出，他迟早成为制度的猎物。

可以说，这是偶然事件引起的必然结果。或许我们会假设，郭德纲徒弟得罪的不是北京电视台，或者郭本人事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不那么刚烈，事情恐怕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载体。但事情真的成了载体。公权力携带全面封杀的禁令，借助这一载体，耀武扬威、粉墨登场。

电视、网络、报纸、广播，人们看到了熟悉的、超饱和的攻击型文化。没有人敢问封杀的法律依据何在。所以，这些封杀打的是郭德纲的脸，丢的是国家法律的面子。更可怕的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并对这股力量抱以无边无际的敬畏。

事实上，禁令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它向社会发出警告：别忘了，政府才是主流和行业的标准，是真理的唯一出处。而这种信号和它所延伸的内涵，与30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今天社会要想进步所避开不了的深水变革是背道而驰的，是中国走向文明的最大障碍。

看着媒体铺天盖地锁定郭德纲，有人说，这是借郭德纲之身，还文化大革命之魂。这显然误会了现实。还魂，指死去的东西回来了。但，文革大革命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至少它的本质——政治挂帅（意思是法律靠边、权力既领导说了算），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不仅因为我们没有深刻反省文革，也不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制定出牵制公权力天马行空的手段，更因为这些努力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

细想，政府所指的“三俗”文化，有可能还是我们社会进化的产物。任何生活在落后文化环境的人们，不可能一跃进入高雅的境界。与过去人们大吹大擂、空洞无物、高呼万岁的造神文化相比，现在我们更需要平淡或中庸，因为这是回归本源或人性的必经之路。郭德纲的相声如果说庸俗低俗媚俗，那么，比之当年郭沫若为代表的“万岁”文化，不照样体现出莫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社会连所谓的“三俗”都不允许，就表明要么我们依然越不过过去反人性的造神文化，要么我们打算来一次文化大跃进，从过去的恶俗一举奔向高雅——历史竟是那么地相似！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往往这种政治挂帅的跃进，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如果不去揣测反“三俗”的动机，并且不顾现代法律的程序释然反“三俗”的手段，假设政府真的是为老百姓能享受高雅的文化和文明的社会而奋斗，那么，摆在台面上最基本的常识是：一个国家民众素质的提高，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提高。诚然，比之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是进步了（但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比之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都算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有趣的是，这种进步的证明，恰恰是因为我们社会能产生自然态的草根艺人郭德纲这些人。否则我们社会只能产生高呼斯大林、江青万岁的郭沫若这些人。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根基在于法治。敢问，如果是法治社会，还存在反“三俗”的政治运动吗？文明国家所有争论的事情，终究是法律解决；中国所有争吵的事情，终究是政治处理。前者凸显法治精神，后者展露人治体制。这也正是我们远离文明的原因。

简而言之，无论是记者媒体还是听众观众，可以自由选择对郭德纲的爱或恨、喜或厌，但行政力量没有任何理由介入其中，对其查封。法治社会不会允许行政力量这样对付公民个体。而没有法治环境，我们人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郭德纲，即便唯唯诺诺，也难免公权力祸临身上……但愿郭德纲的悲剧，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