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00期）

点名的规范标准：每日三次点名，点到名字的劳教人员一边高声答“到！”一边蹲下；未点到名字的，必须低头站立。此模拟照片由志愿者在北京市劳教局门前拍摄。左列由前往后：周秀玲、高玉清、野靖春、肖娟、杨凌云；右列由前向后：野靖环、庞银萍、王秀珍、刘素民、刘秀贞

关键词：文盲背23号令

管班队长李颖又让我教新来的文盲学习。

刘超雨是四川人，42岁，只认识自己的名字。齐兆兰给她一个文盲版的23号令，她连图画都看不明白，经常倒过来拿着看。    

教她学习的难度比教王燕霞大多了。她根本就不理解23号令的意思，像“旷工”、“消极”、“伪造”这一类的词语她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能记忆图像。

我曾经对李颖说：“像刘超雨这样的文盲背23号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她根本不懂23号令的内容，她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画的图像。”

李颖说：“就是这样规定的，不背不行，会背就是意义。”

文盲背诵这些东西是太难太难了。她有一天下午说不学习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墙。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也很痛苦。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她们记忆，尽量让她们的心情愉快一点儿。这种学习实际上是对文盲劳教人员的最严厉的惩罚。

这里有大学文化的，有一个字不认识的，有70岁的，有17岁的，但是，全都一样对待。人人要学习，人人要劳动。不识字的偏要你学习，不能劳动的偏要你劳动，人和人之间没有尊重的概念。二十几岁的女警察，对六七十岁的老人说话就像吆喝牲口一样。那些劳教人员中的“看管人员”，除了“不能身体接触”以外，可以用各种方式折磨人。每天看着这些，怎么能不痛苦呢？

在这里，硬暴力的现象我没有看见过，但是无处不在的“软暴力”逼得人生不如死。

天气越来越热，蚊子也越来越多了，大白天上厕所就常常被叮上几个包，必须用手不停地挥赶着。没有纱窗纱门，各种飞蛾、蚊子、昆虫从窗户呼呼地飞进来朝灯上扑。10点点名后门就被锁上了，没有一丝对流的空气，18平米的屋子里锁着十二三个人，屋里闷热极了。

这时候的天气预报的最高气温已经是35度了，每天出的汗都把衣服湿透了。年轻人也顾不上美观了，都是只穿一件粉色短袖化纤队服，透出两个黑黑的奶头。乳房出的汗顺着奶头浸湿了衣服，胸前两块汗迹。从自己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汗臭味闻着令人恶心。唯一凉快的时候是洗漱，早晚洗漱时，大家都装作无意中把衣服溅上水弄湿了，其实就是穿着衣服洗衣服，要不然衣服裤子上的层层汗迹就得一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每次洗漱完了，一个个的像从河里爬出来一样。

九大队规定晚上睡觉必须盖棉被，如果谁的被子没盖好就会被队长或小哨指责。“你要是着凉了，别求医！”“你再不盖好了，扣分！”30多度的天气躺在床上盖着棉被，全身的皮肤都在出汗。疲劳了一天，困得眼睛睁不开，可是又热得睡不着。我心里刚刚起急冒火，马上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桑拿不就是要出汗吗？就当这是洗不花钱的桑拿吧！

又热、又咬，谁也睡不好。

郭燕燕来到六班和代元元商量，说女所在夏天可以买“枪手”灭蚊，咱们去求队长，也买“枪手”吧。郭燕燕让代元元去到大镜子前“默哀”，代元元让郭燕燕去“默哀”。

齐兆兰说：“你们两人一起去求吧。”

郭燕燕和代元元异口同声地说：“你疯啦，那样我们就死定了！”

原来在这里是绝对不许劳教人员之间商量着干什么事的，那样叫“拉帮结伙”，是严重的罪行，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她们两个是筒道里的老大老二，帮队长干好多事，是警察的得力助手，有时候她们说的话警察也会听的。最后决定郭燕燕去默哀。

太好了，大队长允许买“枪手”了，规定每班在6月18日星期一采买时买两瓶“枪手”。这当然也是公品，齐兆兰让班里每个人都出钱。“枪手”是25元一瓶，两瓶是50元，算帐外的，不在规定购买的标准之内。

每个劳教人员都有一个账户，带来的钱或家里寄来的钱都是存在这个账户上，手里没有现金，购物是直接划帐的。因此，只能用一个人的帐买，其他人再买各种物品给划帐的这个人。我的帐上有家人和朋友们送来的3000多元，我就说用我的帐买，不用分摊了，各种小物品给来给去的太麻烦。

“枪手”买来后统一交到队部去，每天晚上由代元元求出一瓶挨个班里喷，连筒道都喷上，大部分蚊子被消灭了。

所谓“公品”，在拘留所、看守所里都有，即各监室的牢头狱霸规定，带钱进来的人买一些卫生纸、卫生巾、洗涤灵等若干生活必须品，交给牢头狱霸统一保管，给那些没带钱的人用。

但是，调遣处九大队的公品就复杂了，以六班为例：除了平时用于打扫公共卫生的洗衣粉、洗涤灵、肥皂外，还包括给班长齐兆兰和3个委员及筒道里的4个小哨写字用的笔芯、稿纸、本子等等。她们说写字都是为劳教人员办事，所以她们所用物品就应该是公品，被摊派到各班。

调遣处规定每个大队每两个星期到院内的小商店采买一次。新生每次买50元的生活用品，这里面包括七八元公品。我来了两个月，每月都要交十五六元的公品。全大队有8个班，每班就算10人，再减去两个没钱的，60多人每月共交八九百元钱的公品，确实够多的。

有的人账上的钱很少，有的农村来的人很简朴，自己使用的物品都舍不得买，让她们每月交十五六元钱的公品，都不愿意交，又不得不交。

我对交公品也有看法，我曾提出应该交卫生纸、卫生巾、肥皂一类的生活必需品，给那些没有钱的人使用。班长和委员、小哨们的笔、纸张、本子等不应该作为公品。

洗衣粉也是公品。刚入所的新生都发给一袋洗衣粉，但要立即交上。然后每次采买时各班还要交洗衣粉。每星期洗一次衣服，由筒道的小哨发给每个班一袋洗衣粉。每班有10来个人洗衣服，每次把一袋洗衣粉都用完了。

有的人会给自己的盆里倒很多洗衣粉，本来是低泡沫的洗衣粉，竟然会满盆的泡泡鼓出来。我想，如果在家里洗全班的衣服，顶多用四分之一袋洗衣粉。这些洗衣粉都是个人花钱买的，可是交上去再发下来就不是自己的了，好像不用白不用，而且涮衣服的时候就会用很多的水才能把泡沫涮干净，太浪费水了。如果洗衣粉是自己的，就不会使用这么多洗衣粉了。

我在日记中写了这些事，没想到埋下了“公品事件”的祸根。这就是“制造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起因。

关键词：公品事件

6月24日，小哨叫我到大厅，说队长找我谈话。管班队长李颖坐在大镜子前面，我离她两米的距离站好。

李颖头也不抬地说：“野靖环，你最近表现怎么样啊？”

一句话问得我云山雾罩的。她的声音也很小，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说：“报告队长，我没听清楚，我能离你近一点吗？”

“我问你最近表现怎么样！”她又重复一遍。

我说：“报告队长，如果你发现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请你批评。”

李颖说：“以后你要好好干活！”

我说：“报告队长，现在不让我去C楼劳动了，在大队和班里的劳动我还是很积极的，我自己认为在班里干活是最多的，如果队长认为我还应该怎样做，请队长明确指示。”

李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说错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自己想去吧！”

6月25日，代元元通知各班，下个星期一采买的时候不让买“枪手”灭蚊剂了，也不许买洗衣粉了，各班一律不许收公品了。下午开库时把各班的公品洗衣粉都交给她，由她统一保管。发给新生的洗衣粉和个人买的洗衣粉不许再用了。

这一下，本来安静的筒道里像捅了马蜂窝，各班的议论声传进筒道，整个筒道嗡嗡起来，还不时传来几声高调叫骂。筒道里乱成了这样，却见不到一个警察了，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此事可能和我有关。

代元元回班，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她说有人诬陷队长贪污公品，诬陷队长使用劳教人员的“枪手”灭蚊剂，所以从此以后不许使用“枪手”……

劳动委员郭燕燕和小哨王平、刘芳不停地在六班门口和代元元、齐兆兰议论这件事，郭燕燕大骂着：“谁那么缺德，让她不得好死，让她的儿子没屁眼——”

刘芳嚷嚷着：“全筒道的人都听好了，谁见了她都骂她，都朝她吐痰，一人一口淹死她！”

班里的其他人好像知道跟我有关系似的，都平静地坐着，有的人还朝我笑了笑。可是我的血都涌到了头上，我的心里焦躁不安，我已经猜到了，肯定是我的日记惹的祸。

好歹熬过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又热又烦躁，汗水湿透了背心裤衩，又弄湿了被子。我期盼着明天会有队长制止这种乱喊乱骂的场面。

6月26日上午，副大队长袁源进了大厅，郭燕燕、代元元和值班的小哨向袁源求情，希望能继续使用“枪手”灭蚊。

袁源竟然说：“有人说队长使用劳教人员的‘枪手’。我们替你们保管着、天天拿来拿去的，还被人诬陷。你们喷完了，我还得当你们的面称一称还剩下几斤几两，麻烦不麻烦？得了，我也不背这个黑锅，你们就别使了！”

接着，李晓霞队长站在六班门口，屋里的代元元、齐兆兰、屋外的小哨围着她。她从黑边眼镜后面露出愤怒的目光：“我都郁闷死了，有人把队长告了，说我们每个月都贪污八九百块钱，还说贪污你们的洗衣粉，还说用你们的灭蚊剂。你们去看看，我们根本不用‘枪手’灭蚊，我们还嫌‘枪手’有毒呢！”

那几个人就骂开了。

我彻底明白了，不让用洗衣粉、灭蚊剂，不让收公品都不是目的，矛头是冲着我来的。可是我的日记里根本没写灭蚊剂的内容啊？

我硬着头皮走到门口，对李晓霞说：“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见杨大队长。麻烦李队长跟杨大说一下。”

李晓霞扭头走了。

筒道里更乱了，叫骂声一片。中午打饭路过三班，张小敏就朝着我骂“臭屄、骚货”。三班离大厅很近，在大厅应该能清清楚楚地听见骂声。按规定，骂人是要扣20分的，但是杨大在分菜，好像没听见一样。

晚饭前，小哨把一个新生送进来。她的胸牌上写着“扰乱”，名字叫王书先。

齐兆兰要她的大票，她说从来没见过大票。法轮功被劳教的人，常常有人没接到北京市政府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就被送到调遣处的。

齐兆兰在本子上登记，边写边说：“你是扰乱的。”

王书先说：“说俺是‘扰乱’的，俺连村子都不出，俺扰乱谁了？”

“别说了！在这儿不许随便说话！”齐兆兰打断了她。

我们帮王书先套被罩。她登记完了又教她马上要用到的报告词：打饭的、拿小椅子的、点名的、进出门的，这些在大厅都教过了，可是很少有人能记住，进班必须复习几遍。

晚上打饭路过三班时张小敏还是在骂，我还是像没听见一样，其实我心里的火快把自己烧焦了。我的嘴唇裂了几个口子，渗着血。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我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但这仅仅是开始，无法想象的事情接踵而来。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1期    2013年3月22日—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