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新加坡模式面临挑战

余未

李光耀的遗产

3月23日李光耀去世之后,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工作的大陆医生陈净发表微博:“李光耀在我们医院去世了,对一些事情还是颇有感触的。他们一家人都是在这所医院看病,可见对医院的信任。然而贵为新加坡的国父,其实并没有太多特权,在ICU他旁边床位的就是欠债累累的我的病人。给他看病的大夫都是轮转的。想起当年我在协和,吴阶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住院,医院特意派两高年资大夫日夜守候,这才是特权。”

这条微博引发大陆网民普遍关注,很快转发过万。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名中,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而大陆权贵占用医疗资源过多的特权一直饱受诟病。

在世界政治光谱中,李光耀是一个独特、巨大、复杂的存在,创建“清廉、能干、任人唯贤而又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将新加坡这个资源匮乏(淡水需从邻国进口)、人均收入不足600美元、被欧美媒体断定为“没有明天的国家”,建设成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人均GDP超过日本的一流国家;据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的调查,新加坡在拓展商业的容易度方面连续9年名列世界第一。

《联合早报》评价:“新加坡今天的一切,几乎可说全是李光耀一手打造的。新加坡是精英治理的典范。”《金融时报》称新加坡今日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超过英美、挪威,李光耀像魔术师一样,将没有辉煌历史、地理条件一般的新加坡,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

反共但不反华

大陆媒体极力渲染李光耀与中共5代领导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儒家理念、中西合璧的治国奇迹。作为一个极端务实的领导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李光耀对邓小平、习近平赞不绝口,但事实上他并不认同中共的治理方式和所谓的“和谐社会”:“西方人并没有提出‘和谐社会’,他们相信冲突,只有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才能带来进步。”

同样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李光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反共立场一向坚决、鲜明,曾公开表示,新加坡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提醒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参与亚洲军事事务,抑制中国的发展。

李光耀说:“我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阻止了共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夺权。否则,现在的新加坡就会是像越南,朝鲜和柬埔寨那样贫穷,而不会有今天的和平繁荣。”

新加坡确立英语为第一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激起强烈反对,李光耀毫不动摇:“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当年选择什么语言的那一刻是决定性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今天的新加坡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发达。”

传统文化的扬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日、韩、台湾的经验表明,在施行法治宪政、公民教育的自由社会,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自然会得到延续、发展。新加坡邀请余英时等人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语,但对于儒家治国的谬论,李光耀嗤之以鼻:“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有学者总结李光耀推崇的“亚洲价值观”的几大要素:社会整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展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及民主权利,社会稳定是管治的重要考虑;政府有积极的责任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却不一定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自由。

大陆官方和御用学者大力鼓吹这种“亚洲价值观”,以佐证国情特殊论及中国特色的合理性。事实上,李光耀的观念一直在发展、变化,在比较东西方价值观之后,他明确提出:“没什么独立于世界主流价值之外的亚洲价值观。”

新加坡模式面临挑战

“要实现国家发展,与民主主义相比,更加需要纪律。”新加坡以威权政治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令中共大开眼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然而,就像美国主导的日本模式无法在伊拉克复制一样,李光耀打造的“新加坡模式”也很难在中国大陆重来。

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追随新加坡,不仅对新加坡在环保、人均GDP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望洋兴叹,还延迟了政体改革、民主进步。在付出社会公平、环境污染、腐败横行的巨大代价后,中国大陆业已进入经济持续下行的“新常态”。

新加坡模式在本土也面临挑战,2011年大选,连续执政50多年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出历史新低,降至60%,李光耀因此退出内阁,新加坡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新加坡政治上的分水岭。

新加坡商人阿卜杜勒∙易卜拉欣说:“老一代认为政府对他们照顾周到,对李光耀充满感激之情。”但年轻一代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奋斗。他们与外界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因此一些改变是无可避免的。”

在新一代要求社会福利、财富再分配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的政策,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最近新加坡提高了收入最多的5%人群的税收,将他们的边际税率从20%提高到22%,以便为社会福利买单;人口白皮书在反对党的全力抗议之下,政府已对初次方案作出修改。

针对蔡定剑《新加坡模式不值得中国借鉴》、吴敬琏《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等大陆学者对“新加坡模式”的批评,纪赟发表《被中国一再误读的新加坡》:“民主的定义可能人言人殊,但还是可以大致抽象出一个大多数(代议)民主制国家所遵循的底线,即民众有自由投票权以决定民意代表,从而对国家大政方针作出决策,并且宪法也能制衡并保护少数与弱势族群的利益。因此新加坡是一个每位合法选民,都可以通过选票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主国家,而且每一位民选议员,即使是总理李显龙也需要‘讨好'选民。”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被欧美和大陆学者质疑,除了严厉打压异议人士,还有对在野党的限制、管制:设置集选区,不断变动选区范围,分化反对派的支持群体;只设置极短的竞选时间,划定极小的范围和方式,让反对派没有时间和渠道与选民接触交流;强制在本区投票,选票上设置号码与选民对应,向选民施加心理压力;以房屋翻修先后次序等政府资源,威胁利诱选民;控制法院,滥告“诽谤”,判罚巨款,将反对派领袖和骨干整垮,威慑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评。(魏峰《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不到未来》)

如李光耀的老朋友蒋经国所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新加坡亦不例外。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