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遗产

3月23日李光耀去世之后，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工作的大陆医生陈净发表微博：“李光耀在我们医院去世了，对一些事情还是颇有感触的。他们一家人都是在这所医院看病，可见对医院的信任。然而贵为新加坡的国父，其实并没有太多特权，在ICU他旁边床位的就是欠债累累的我的病人。给他看病的大夫都是轮转的。想起当年我在协和，吴阶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住院，医院特意派两高年资大夫日夜守候，这才是特权。”

这条微博引发大陆网民普遍关注，很快转发过万。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名中，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而大陆权贵占用医疗资源过多的特权一直饱受诟病。

在世界政治光谱中，李光耀是一个独特、巨大、复杂的存在，创建“清廉、能干、任人唯贤而又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将新加坡这个资源匮乏（淡水需从邻国进口）、人均收入不足600美元、被欧美媒体断定为“没有明天的国家”，建设成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人均GDP超过日本的一流国家；据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的调查，新加坡在拓展商业的容易度方面连续9年名列世界第一。

《联合早报》评价：“新加坡今天的一切，几乎可说全是李光耀一手打造的。新加坡是精英治理的典范。”《金融时报》称新加坡今日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超过英美、挪威，李光耀像魔术师一样，将没有辉煌历史、地理条件一般的新加坡，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

反共但不反华

大陆媒体极力渲染李光耀与中共5代领导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儒家理念、中西合璧的治国奇迹。作为一个极端务实的领导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李光耀对邓小平、习近平赞不绝口，但事实上他并不认同中共的治理方式和所谓的“和谐社会”：“西方人并没有提出‘和谐社会’，他们相信冲突，只有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才能带来进步。”

同样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李光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反共立场一向坚决、鲜明，曾公开表示，新加坡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提醒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参与亚洲军事事务，抑制中国的发展。

李光耀说：“我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阻止了共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夺权。否则，现在的新加坡就会是像越南，朝鲜和柬埔寨那样贫穷，而不会有今天的和平繁荣。”

新加坡确立英语为第一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激起强烈反对，李光耀毫不动摇：“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当年选择什么语言的那一刻是决定性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今天的新加坡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发达。”

传统文化的扬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日、韩、台湾的经验表明，在施行法治宪政、公民教育的自由社会，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自然会得到延续、发展。新加坡邀请余英时等人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语，但对于儒家治国的谬论，李光耀嗤之以鼻：“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有学者总结李光耀推崇的“亚洲价值观”的几大要素：社会整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展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及民主权利，社会稳定是管治的重要考虑；政府有积极的责任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却不一定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自由。

大陆官方和御用学者大力鼓吹这种“亚洲价值观”，以佐证国情特殊论及中国特色的合理性。事实上，李光耀的观念一直在发展、变化，在比较东西方价值观之后，他明确提出：“没什么独立于世界主流价值之外的亚洲价值观。”

新加坡模式面临挑战

“要实现国家发展，与民主主义相比，更加需要纪律。”新加坡以威权政治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令中共大开眼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然而，就像美国主导的日本模式无法在伊拉克复制一样，李光耀打造的“新加坡模式”也很难在中国大陆重来。

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追随新加坡，不仅对新加坡在环保、人均GDP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望洋兴叹，还延迟了政体改革、民主进步。在付出社会公平、环境污染、腐败横行的巨大代价后，中国大陆业已进入经济持续下行的“新常态”。

新加坡模式在本土也面临挑战，2011年大选，连续执政50多年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出历史新低，降至60％，李光耀因此退出内阁，新加坡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新加坡政治上的分水岭。

新加坡商人阿卜杜勒∙易卜拉欣说：“老一代认为政府对他们照顾周到，对李光耀充满感激之情。”但年轻一代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奋斗。他们与外界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因此一些改变是无可避免的。”

在新一代要求社会福利、财富再分配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的政策，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最近新加坡提高了收入最多的5%人群的税收，将他们的边际税率从20%提高到22%，以便为社会福利买单；人口白皮书在反对党的全力抗议之下，政府已对初次方案作出修改。

针对蔡定剑《新加坡模式不值得中国借鉴》、吴敬琏《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等大陆学者对“新加坡模式”的批评，纪赟发表《被中国一再误读的新加坡》：“民主的定义可能人言人殊，但还是可以大致抽象出一个大多数（代议）民主制国家所遵循的底线，即民众有自由投票权以决定民意代表，从而对国家大政方针作出决策，并且宪法也能制衡并保护少数与弱势族群的利益。因此新加坡是一个每位合法选民，都可以通过选票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主国家，而且每一位民选议员，即使是总理李显龙也需要‘讨好'选民。”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被欧美和大陆学者质疑，除了严厉打压异议人士，还有对在野党的限制、管制：设置集选区，不断变动选区范围，分化反对派的支持群体；只设置极短的竞选时间，划定极小的范围和方式，让反对派没有时间和渠道与选民接触交流；强制在本区投票，选票上设置号码与选民对应，向选民施加心理压力；以房屋翻修先后次序等政府资源，威胁利诱选民；控制法院，滥告“诽谤”，判罚巨款，将反对派领袖和骨干整垮，威慑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评。（魏峰《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不到未来》）

如李光耀的老朋友蒋经国所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新加坡亦不例外。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