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两岸民主化的可比与不可比性

1、两岸民主化的可比性

台湾民主化历程中，民主运动面对的是与中共性质颇为相似的国民党威权体制，台湾与大陆民运面对相同的政治环境是可比性之一。

可比性之二是反对运动成长的经验。两岸同文同种，反对运动成长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颇为类似，因此大陆民主运动可以从台湾民主运动中学到很多技术层面上的经验，比如如何动员民众、反对派内部派系整合、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等。

第三个可比性是公民社会的成长。台湾曾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是反对运动逐渐主导社会变化的基础性因素，这样的转型现在正在大陆进行，因此民主派如何因应社会变迁调整战略、如何利用社会转型加强力量都是大陆民运可以学习的地方。这里尤其要提出的是社会转型与NGO的作用。

台湾在解严后民间社会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在民间组织数量的迅速增长上，同时也体现在NGO的性质进入与人民权力争取息息相关的层面。在台湾，NGO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方式主要包括：政策倡导、游说、诉诸舆论、自力救济、涉入竞选活动。这个过程展现出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力量进入台湾本土社会转型提供了条件。在大陆，这样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增长正成为大陆公民社会的亮点之一。

2、两岸政治的不可比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台湾民主化拥有一些大陆无法比拟的条件，即不可比性，因此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台湾民主运动的经验。

不可比性之一，是台湾的民主化历程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同时并进。在台湾始终有一个统独和族群的问题，作为社会关注焦点，不断凝聚反对派阵营。这一诉求比简单的民主、自由口号更具有凝聚力，所以民进党内派系林立，但却打赢了一场又一场选战。但是在大陆，不仅民间，即使知识界内部，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路径以及国家未来面貌，都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力量也缺乏一个更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贴近社会现实的诉求。

第二，台湾自五十年代就有地方选举，这使台湾的反对运动很早就得以开始在选战中积累实力、宣传诉求、锻炼能力。整个台湾反对运动的成长就是围绕选举这一主轴展开的，而大陆的反对运动则缺少这样一个练兵的场所。

第三，两岸面临的国际压力大为不同。台湾在安全与经济上依赖美国，因此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台湾更有效；而大陆对国际社会的依赖程度比台湾低，抗压能力就会强一些。

第四，进入70年代，台湾出现了所谓“经济起飞”，工农业、出口加工业及外贸均有大幅度发展，已由原来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演变成为以加工出口经济为主体的工商社会。在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蜕变过程中，大量中小型企业随之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台湾的教育也相应有所发展，知识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上述社会经济背景下，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作为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利益、以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家为主体的新兴党外势力，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崛起，并逐步由过去的地区性势力发展为全岛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在中国大陆，所谓“中产阶级”的力量并未健康成长，新富阶层出身自统治阶层，同时也是体制转轨过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大陆的中产阶级反倒是政治改革的反对者。

分清两岸民主发展的可比性，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大陆的转变具备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盲目乐观而误判情势。

之二：台湾应当多看看香港

2011年6月29日的《自由时报》在头版的位置报道了关于中国统治14年以来，香港人满意程度的民调。这篇报道本身的内容我们暂且不讨论，我要说的是，难得有台湾的主流媒体开始认真关注起香港的发展状况了。

面对中国的崛起，台湾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兴奋与忧虑，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与关切。然而，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台湾社会对于近在咫尺的香港的状况，表现出的不了解和冷漠。今年1月，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去世，这在香港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关新闻甚至登上《纽约时报》的版面，试问：台湾社会中，有几个人知道司徒华是谁的？现在大陆学生来台，台湾社会普遍关注，各家媒体进行了很多采访。可是，在台湾的大学中，其实也有不少的香港交换生，又有多少台湾的媒体去采访过他们，问问他们对“一国两制”、对于中国崛起之于香港的影响的看法呢？

台湾社会表现出的对于香港的忽视与冷漠，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在我看来，台湾所有的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期待，都可以在香港最近20年来的发展中找到最佳的参照指标。

众所周知，所谓的“一国两制”，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香港问题而由邓小平提出的，但是实际上，中共的眼里，真正的标的物是台湾。“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施，在香港只是一个试验，真实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收复台湾进行预演。也许我们可以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非常失败，中共的统战政策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但是这不能成为忽视香港发展的理由，因为：第一，过去20年来中共在香港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对付台湾进行试验，因此要了解一旦两岸进入政治谈判甚至统一谈判的进程之后，中共会对台湾采取哪些具体的做法，香港经验就是现成的例子。台湾有什么理由不去重视对于香港发展的研究呢？第二，“一国两制”的政策虽然表面上看是失败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成功的一面，那就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使得香港越来越内地化，这包括了言论自由上的自我管制，以及特区司法审判权力的逐渐限缩等等。而这一切是怎么进行的，只有香港人自己有最为深切的了解。台湾难道不应当积极地邀请香港各界代表来台湾，把他们这20年来的感受详细介绍给台湾社会吗？第三，要了解大陆的发展，香港也是最好的窗口。不要说政治的一面，就是对经济方面而言，今天的香港，因为即将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试验场，因此对于中国的资金走向和经济趋势，香港也成为关键的观察点。可以说，要了解大陆，没有比香港更好的出发点了。

20年来的香港，经历了陆客自由行的冲击，经历了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类似台湾的ECFA）的洗礼，而这一切，现在轮到台湾面对了。当台湾上上下下惴惴不安的时候，却完全忘记了身边就有一个最好的借鉴的例子——香港，这真是令人极为扼腕的短视啊。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5期  2012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