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67期）

文化制度（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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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绝不单单是为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将来从事获利甚丰的工作，或者谋求行使公共权力的职位才存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每个公民深知人格和尊严之来源，认同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而不得是某个政党的政纲和意见。中国共产党50年来对教育资源、教育对象、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全面支配控制，使我们不得自由不知自由。因此，教育的全面更新，是我们中国人获得健全人格和高贵尊严的基础，是我们共和国公民具备勇敢、正直、智慧、节制和友爱品质的源泉，是公民社会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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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更新教育，让人们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真实，揭开半个世纪编织的谎言，认识人性的扭曲和堕落，解除专制对爱国心的利用，寻求人格的健全和尊严的恢复。教育，让儿童受到公义的管教，同时让慈爱临到孩子的心灵。教育，让我们学会独立思考自由行动，同时获得在对话中与不同意见者沟通而不是用暴力反对批评者的能力。教育，让年青人懂得尊重同伴珍惜情谊，即使存在诸多分歧，也能友爱互助。教育，应该让人们深深明白保护和爱惜妻儿的方式不只是封闭在家庭，还必须要勇敢地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为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而贡献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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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是教育的提供者和服务者，绝不能成为支配者和垄断者。我们鼓励私人和宗教团体开办各类学校，与国家展开各种层次的合作。普通教育、公民教育、职业教育，互相结合，互为补充。个人，无论是实现自我理想还是履行对社会的责任，都必须接受教育。接受普通教育、公民教育、职业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教育中的机会平等，是我们教育政策奉行的基本原则。思维力、判断力、公民美德和职业素质的全方位提高，是我们创建教育设施的目标所在。同时，我们必须开放出多样化教育方式和机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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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必须实现小学、中学等普通教育在城市和农村的普及，这是政府的义务，而不是恩赐。普通教育是儿童和少年在家庭之外认识世界的第一个场所，对他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和道德品质的塑造极为重要。我们在这个空间的任务，不仅是让儿童少年获得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更应当培养他们独立自由的意识、团结互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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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是社会公正的调节器，努力避免让人们不因家庭背景不同而受到不同教育，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不同兴趣、个性和才能的年青人可以进入自己喜欢和合适的职业学校，为将来工作和贡献社会获得机会。职业学校不仅要教授合格的职业能力，而且应确立学生的职业伦理观。职业学校同时应当加强普通教育、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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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必须体现自珍自爱、互助友爱和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而不是塑造崇拜公权的国民。因此，公民教育，应当致力于教导儿童和青年人学会如何与同伴和平共处，同时敢于挺身抵抗暴力和邪恶的行为。培养爱国公民的出发点，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共和民主。没有公民个人的自珍自爱、公民团体间的互助友爱和宪法制度的公平正义，就不会有对社会的真正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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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确保家长和学生对宗教教育自由选择的权利。宗教教育和无神论教育具有一样的合法性，可以使得普通教育、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加健全地发展，而不会互相抵触。政府不得干预私立学校的宗教教育，政府还应该尊重公立学校内部各个宗教团体在学校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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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具有独立自治的地位，这样才能保证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学术研究规范和科学研究伦理规则，由大学自我组织的委员会制定并公布。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接受公平考核合格的人，而且应为在某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继续学业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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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鼓励大学生在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教育的同时，积极组建社团进行各种课外活动，尤其是与公共生活有关的社会问题研讨、政治问题辩论和报刊杂志创办等活动，培养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尤其是为将来关注民生的学者和投身政坛的政治家的成长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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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发展可以纳入必要的法治轨道，但政府应尊重艺术的多样性发展，不得以行政立法和检查制度干预艺术事业中的表达自由，艺术家也不得以艺术为名进行有伤风化、违反公序良俗和公共道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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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和体育运动的普及，是政府的义务。体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炼成健康的身体和强壮的体魄，而且通过在运动中的配合协调促进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体育，是我们锻炼体格的方式，但终极目标不仅仅是身体，也是磨练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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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世界贡献的不能只是强壮的体魄，更有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灵魂！我们中国人向世界展现的不会仅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更应当有尊重和护卫人权的坚定承诺和勇敢担当！我们不会只梦想在万国列邦中夺得最多的金牌，更应当以披荆斩棘的精神，登上彰显人格尊严的世界颠峰！

宗教政策（88-93）

88

宗教信仰是公民社会能够友爱互助的纽带之一。宗教活动的公开化，对本身的建造和公众的了解有着积极意义，所以，我们对自愿登记的宗教团体给予免税待遇，但不得将未登记的宗教团体视作非法而禁止或干预其自治。要给宗教团体创造一个能够在世俗社会开展宗教活动而需要的法律主体资格，立法者就应该在尊重宗教团体自治及其传统的前提下，开放出宗教团体自愿选择和自主决定组织结构及其活动方式的空间。

89

政府与宗教应建立合作性的伙伴关系。我们维护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我们尊重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在传道、祭祀等活动上的独立地位，我们尊重新兴宗教和民间信仰。宗教团体是公民社会的一个构成，与政府有平等的公民权，宗教团体在宪政体制下依照法治要求自主活动，宗教团体的自治不应遭受政府的限制，政府的工作也不应遭受宗教团体的限制。

90

公权不得立法设立国家宗教，或制定形成国家宗教的制度，不得立法干预宗教活动。宗教内部的组织结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人事安排、书籍出版、宗教院校设立、国际交流，都属于宗教自治范围，国家不得干预。政府不能够判断或界定何为“邪教”，如同政府不能判定哪一种意识形态为正确一样。

91

公权组织不干涉宗教组织，宗教组织不干涉公权组织，捍卫公职人员的宗教权利，也捍卫宗教人员的从政权利。不得利用宗教为国家权力行使提供正当性理由。政教分离，但又不是政教隔离。

92

政府必须对所有宗教采取中立的态度，并仅在以保护某些公共利益和他人人权为目的，确实有必要斡旋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时，才能依照已有的法律实施干预。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或公共道德的理由来限制宗教活动，如同限制其他公民的活动一样，但上述理由必须得到严格的限制，以免为政府侵犯宗教自由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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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权之所以建立国家宗教，不仅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上完全依附政府和领袖，而且利用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猜疑将人们分割。我们认为，不仅宗教活动的展开，对于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全体人们的凝聚力至关重要，而且宗教团体对公民社会政治生活的批评、建议，信徒政治实践活动的参与，对公民美德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健全发展，将发挥良好的建设性作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