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老，我想我大概是在座人里面写过最多文章的，有六七篇吧，大家都已经看到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在这里只想简单讲三点。

第一点，何老是学习的模范。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刚才王康讲到李慎之，李慎之是一个没有职称的思想家，他作为美国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评个研究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就是不要这个研究员。李老虽然不是研究员，不是教授，但是他毕竟也是个大学生，还是有学历的；何老是连大学的学历，乃至高中的学历都没有的一个思想家，这就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他一辈子在学习，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在苦难中学习，在失败中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精神。

也正是有这样的学习精神，使得何老和李慎之先生在他们同一代人中，成为难能可贵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说的“两头真”人物，有很多人对体制也非常不满，对于过去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反叛，但是他们还不愿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李慎之先生、何家栋先生，还有在座的于浩成先生，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明确地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宪政民主主义者。我觉得这既跟他们的生活体验有关，也跟他们善于学习有关。

在他们这一代的老先生中，我觉得李慎之、何家栋是跟中青年思想家接触最多、最频繁的人。我在悼念何老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他跟我谈过，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链接”的思想，就是要把几代人的思想沟通起来，链接起来。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中青年学者、知识分子向老一辈的精神学习，向他们的人格思想学习；同样的，他们也向中青年学习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何家栋、李慎之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是过几天就要到六十岁的人了，王康也过六十岁了，我们也要步入老年了。我们要向何老学习，自觉地把中老年和中青年这个思想链条接续起来，与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进行认真的思想交流，虚心地向青年人学习，把何老说的自由主义“道统”继承、发扬、光大。

何老一方面是向中青年学习，一方面是大力扶植中青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何家栋，就没有我陈子明。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起步的时候，何老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支持，愿意出来“趟浑水”，担任民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如果他不出来担任这个校长，我们办的这个学校就无法合法化。虽然我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但当时我还有公职，还有其他种种因素，我出来挂这个名学校可能不会被批准。这个时候我和何老其实认识也不太久，但是一见如故，他就毅然出来支持了我们一把。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一下子招了二十三万学员，使我们有了一个经济基础，才能开创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办的很多事业。一会儿我想请黄钟来讲，张剑荆、黄钟等比我更年轻的人，也同样受到过何老的扶植栽培。

第二点我想说，何老是斗争的模范。朱学勤还是徐友渔在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到，李慎之说，有些事让我们老年人去闯，给你们开路，我们在前边走，你们跟上来，我们来担这个风险。何老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他有这样一个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跟日本人斗过，跟国民党斗过，这么多年跟共产党里面的败类也一直在斗。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我出狱以后，他一再向我传授如何进行地下斗争，在今天又实践了一次。

我再重复一点，何家栋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李慎之如果能再给他十年，他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领袖人物，我在怀念何老的文章中也说，如果多给何老十年，他也会成为他期待于李慎之那样的人物。因为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他有意识地组织中青年思想家定期聚会，崔卫平刚才提到了，何老有心来培育这样一支力量，使他们从思想的力量变为政治的力量。如果他确实能活到九十多岁的话，我觉得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何老今天不在了，我们也逐渐步入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继承何老的斗争精神，甘于去为更年轻的人做铺路石。我们要在前头去滚这个地雷阵，把中青年保护在身后。何老虽然不在了，但是像于老、姚老他们还在民主斗争的第一线，我们要把斗争的年龄梯队建立起来。

第三点我想说，何老是团结的模范。因为何老、李慎之他们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是还有一批老先生他们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是新民主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是有区别的。何老生前多次跟我说过，我们要拉着他们一起做，一起来干，慎之先生也是这个意思，首先要形成一个反对专制的联合阵线。

我想，我们现在不要分左派和右派，自由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我们要分的是宪政派和专政派，民主派和专制派。只要是宪政和民主的拥护者，都是团结的对象，都是联合的对象。我曾经说过，一旦宪政平台建立起来，左派右派就可以到这个平台上去唱对台戏，看谁对民众、对选民的号召力更大，开展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但是现在，宪政平台没有搭起来之前，我们要团结起来冲破专制的枷锁，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或者像何老说的，向着法东斯蒂开火！我们要善于团结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何老，成为团结的模范。

一个是学习的模范，一个是斗争的模范，一个是团结的模范，这就是我们要向何老学习的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