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65期）

经济制度（44—57）

44

公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种自下而上又能上下互动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以公民为基础，以公民联合形成的大小不等的联邦为特点，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到各乡镇，再到各市县，再到各省，再到中央，形成了一个类似东方专制社会的金字塔，但实质截然相反。权力出自权利，权利由自由分割而来，自由来自人性，人性与人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所以公民社会的经济结构安排，必须尊重人性，建立类似权力结构的经济金字塔。公民社会的经济金字塔也应该是自下而上，并能上下互动。

45

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考较并不是公民社会的主要考较，但是国有制的经济形态应该遭到彻底的遗弃。权力可以通过法治的渠道，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干预经济过程，但是，如果权力直接和经济结合，其后果除了独裁就是腐败。独裁与腐败是黑暗社会的两大特征，历史已经证明这两大特征必然消耗社会资源，延迟社会进步。

46

经济前行的动力主要来自公民个人的利益和主动性，权力只需要为公民个人参与经济进程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和基本一致的起跑点。公民个人在参与经济进程的过程中，如果遭遇阻碍，可以将经济权利出让给公民经济组织，以形成各种级别的合法经济公权，然后跨越发展障碍。经济上的财富不应由政权控制，而应由社会控制，这应该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铁律。

47

根据经济发展的必要，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公有制不能剥夺私有制的任何发展诉求，也只有这样的公有制才是合理的公有制。这样的公有制与专制政权创造的国有制是截然不同的。

48

经济发展根本在于社会内生的增长动力，国有制本质上抑制内需的增长，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所以，废除国有制，建立私有制是首要的经济政策，建立私有制中自然孕育出来的公有制是必要的经济政策。只有在建立私有制的基础上，土地增值、资产性财富增值和资产性收入才能为全体公民所共享，从而成为内需增长的动力。

49

工业、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私营企业和公共企业是我们经济的基础。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得以保持竞争活力的源泉。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大型企业的产生，一方面，大型企业的经济实力不仅扩展市场，而且有时能够与政府合作实现经济目标；但另一方面，市场资源过分的集中化，会使得大型企业获得垄断地位，不仅威胁中小企业独立的竞争地位，而且对政府为经济确定的政治框架条件构成不正当的作用。所以，鼓励公民创办企业，并努力提供公平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制度安排。企业，应该与政府合作共同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当公共利益必要，私人企业投资不足以承担经营风险时，创办公共企业营建公共设施，或提供公共服务就是必须的。但其成立、运营都必须在议会的授权和监督之下。

50

社会和公权为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这就需要公权强制公民无偿将一定比例的私人财产缴纳给政府，以税的形式形成财政收入，满足国家公共职能需要的支出。这是作为财政收入基本来源的税收，能够存在的合法理由。为防止公民财产被任意侵犯，并保证税收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应将“税收法定”原则纳入宪法，建立平等课征、公平税负和切实维护纳税公民利益的税制。纳税公民选举代表组成的议会，通过法定程序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监控和审议，保证财政收入支出使用的合理性。议会享有税收立法专属权，税种的开征和税率的确定，必须得到议会的审议和批准。

51

财税收入的税种增加和税率提高，将相应减少公民家庭和企业的私人财富，遏制生活消费支出、劳动力供给和企业投资发展，导致社会宏观经济增长的减速。而减税不仅有利于激励公民创业和工作，会提高社会经济的总福利，且能够增加税收。因此，我们倡导减税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低税率是公民社会正常发展的一个必要财政政策。

52

各级财政预算，必须由联邦中央、省、市县、镇议会的审议和批准，各级财政开支要被置于联邦中央、省、市县、镇议会的政治监督之下。议会对各级财政预算的审议和批准，不仅旨在防止政府浪费和腐败，而且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侧重用于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这种对政府的问责机制，由政治权利启动，指向社会权利的落实，最终对公民权利形成保障。

53

实现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需要防止公权的非程序介入，同时必须抵制垄断资本的强权。自由创业、自由竞争、企业家的创新和自由的消费选择，是公民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性目标。市场竞争将导致贫富差距以及强权集团和弱势团体之间的分裂，这种局面会损害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中国转型期间，极有可能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权力真空或政治交易形成经济寡头，这种后果将摧毁我们对公平正义基本价值的护卫持守。因此，为护卫自珍自爱、互助友爱和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为防止市场无序竞争产生恶果，公权应该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政治行动。

54

必须警惕市场竞争中的经济权力做为大型公司的市场权力，以牺牲竞争者、消费者来谋取自身利益，将私人经济资本增殖目标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通过投资影响整个经济结构和发展，并企图把这种影响力转换成政治权力，从控制市场走向控制国家和公民。所以，政权应该通过议会的审议和对话，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经济行动设定框架和目标。

55

政府对市场经济施加影响的方式，不是投资或支持某个企业，而是通过公民及其代表的讨论，形成多数人同意的政治决定，确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框架条件，并贯彻实施。

56

联邦中央、省、市县、镇需要对本身与经济相关的行为进行计划，包括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计划、特别专项计划和地区发展规划。企业必须遵循这些法定的框架条件和计划而自主决策和发展。

57

公民可以自愿组成工会、农会、商会和学会。企业家的自由是企业创造性的源泉，但不能成为压制和剥夺雇员的理由。工会，是在企业对雇员构成强势的情况下，团结雇员与企业家对话，就劳动条件协商和谈判，争取公正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组织力量。罢工权是公民作为雇员的基本权利，但应以促进对话、谈判和协商为目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