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零八宪章》的共同起草人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是《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遭受到公安部门的非法监控。贵州有许多朋友也是第一批联署人，他们的遭遇与我相同。特别需要声明的是，以下所有事件，公安部门均没有一份法律文书，也没有一次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

2010年10月8日下午，公安在得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起，就对我进行控制，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与权利：不许庆祝，不许传播刘晓波获奖的消息。

之后，我凡是去参加有关人权的活动，都被国保人员阻止：或堵在家里；或被控制在派出所；或被在活动现场驱赶；或在路途中被拦截，强行扭送回家。

2010年12月7日中午，我被国保绑架到“鹿鸣山庄”，关押了7天，原因是不许我通过网络观看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盛况。其间，在对我实行二次绑架时，我以头猛烈撞警车玻璃，以示抗议。

2011年2月19日，我被公安强行带离住所，软禁在市郊的“贵御”温泉。2月20日深夜，国保将我押解到贵阳市政法委办公楼，被市、区以及延安中路派出所等10多名警员通宵轮番审讯，国保要了解“茉莉花革命”的事情。因我拒绝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们多次对我进行人身侮辱谩骂，并企图殴打，最后甚至公开威胁要对我的家人进行迫害。

2月21日午后，我被派出所警员押往一处私人小旅店“佳家宾馆”关押。他们掐断了房间内的电话，同时强行扣押了我的手机。在我不断地强烈要求下，家属才可以送来少许生活用品。看守们不许我透露关押地点。

其间，我多次要求国保走法律途径，并询问对我非法关押的时间，但无果。于是，我在24日寻机在服务台拨通朋友的电话，告知：为表示对公安非法关押的抗议，本人开始无限期绝食。在绝食期间，我通过家人到检察院控告公安的违法行为，并委托律师介入。但是，他们不准许律师和我见面。而检察院与公安国保串通后，推诿称：公安违法，找公安督察。

我于28日起绝食绝水。

3月1日晚23时，我体力不支，出现间歇性昏迷。之后，家人与我失去联系。在昏迷中，我被送到贵阳第一人民医院。苏醒后，我向医生表明：本人没病，因公安无限期违法扣押，我才绝食绝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抗议方式。在例行检查中，由于我激烈反抗，医生放弃“救治”。

3月2日上午10时，我挣脱公安的看守，摇摇晃晃地拦下一辆“的士”，回延安中路派出所。在派出所内，我再次昏迷。当我再度苏醒时，正被抬进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在观察室内，我同样拒绝“救治”。为了保持抗争的体力，我闭目休息，却偶然听见区公安国保周大队长对派出所教导员低语：“不要担心，已安排好单间隔离病房，等他深度昏迷后进去再说……”（所谓教导员实际是共产党组织在公安部门的干部，其组织构架：书记—政委—教导员。）得知这一信息，我在绝食168小时后，主动进水进食。

3月3日傍晚，我被公安押送到永乐乡石笋沟水库“天地吉祥”关押。在那里没有换洗的衣物，且长时间不能剃胡子。直到3月14日，我才从石笋沟水库被押回延安中路派出所。这一时期，我整个人苍老了许多。

3月14日下午，在派出所里，由一名副所长和一警员对我宣读一份打印的“告诫书”，内容大意是告诫我不许参加、组织、煽动颠覆政权的活动。宣读的同时，安排有录像，但遭到我的强烈抗议和拒绝。之后，我由两名公安和4名协警“护送”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家的楼下就公开设置了岗哨，对我实行24小时监视。我有事外出，警员或协警均贴身跟随，时至今日从未间断。

4月2日，公安又将我押送到石笋沟水库，把我关押了4天，原因是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为暴政残害的生命举行祭奠活动。

4月中旬，国保从保安公司调来5名保安人员，配合派出所原有警力，加强了对我的监控。

6月2日晚（“六四”前夕），延安中路派出所教导员到我家，叫我配合他们上级布置的工作，并要将我带走。我提出抗议，要求其出示法律文书，或妥协做有偿配合，教导员称要经请示后再作答复。当晚我没有被他们带走。第二天上午（6月3日），教导员带领社区警察（同属派出所员警）凶狠地敲门。我一开门，他们不由分说，猛扑抱住我，粗暴地将我从家里拖出。在挣扎中，他们将我推倒，我从三楼楼道翻滚到二楼，直至压倒一位邻居老太太。事后，派出所负责医治被压伤的老人，据悉花费了上万元。

对于我的伤痛，派出所警员则不闻不问。他们强行将我押到花溪区的“红阳宾馆”关押，全过程由派出所教导员亲自指挥9名协警和保安看押。其间，我的胸部疼痛难忍，却没有获得检查治疗。4天后，我被押解回家，继续被岗哨24小时监视。

6月7日上午，由协警和保安跟随，我才获许到医院就诊。经检查诊断为“隐匿性肋骨骨折”。（治疗近一个月，至今没人承担费用。）再有，公安关押我期间，我待出售的一箱柜冰棍、雪糕遭遇停电全部融化（我做小生意），损失一千余元，他们至今也没有给予赔偿。

7月1日是共产党90周年庆，我又被派出所的教导员与几名协警押送到龙里县拘押2天。

中德第9届人权对话于7月20日至21日在贵阳召开。为此，我被旅游，“失踪”了5天。

9月2日，因贵阳要举办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再被当地公安绑架到永乐乡“百花桥乡村俱乐部”关押24天。

9月24日，我被押解回家。楼下，未见保安公司人员驻守，换由派出所4名协警分两班、24小时继续在我家楼道口看守。如本人外出，他们则贴身跟随，就是如厕，这些协警也不弃不离。

10月1日，我去参加人权活动者徐国庆先生60寿庆，协警一直跟随。在徐先生家，我与许多朋友见面并交谈，而徐先生家周围，有许多国保人员在监视窥测。

10月5日，第七届贵州人权研讨会启动，活动主题是：选票里面生公义。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公安、国保、保安更是加紧了对我及贵州人权研讨会同仁的监控，我们又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打压与迫害……

从2010年10月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至2011年10月5日期间，在贵州遭到非法侵害的人士还有许多，在全国更是不胜枚举。这充分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里大踏步的倒退，但这也暴露出专制独裁制度的虚弱。

2011年10月10日于贵阳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