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59期）

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五:“公民不服从”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第四个问题：“公民不服从”在中国的实践瓶颈及其突破希望

自从中国当局开启了“邓式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发展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繁荣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在经济上中国社会因为这场改革使既得利益者和不得利益者迅速分化；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中国社会因为这场改革使权力阶层和非权力阶层的矛盾迅速升温。这两个问题都是当局只注重经济改革而拒绝真正的政治改革所带来的，这两个问题所积累的社会压力即将改变中国。

在“邓式改革”30年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了，但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包括各方面的自由，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自由都非常有限，尤其是政治自由。中国社会是一个党国体制下的权力社会，这一点，“邓式改革”并没有使它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在“邓式改革”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其实就是权力阶层，在“邓式改革”中产生的不得利益者其实就是非权力阶层。权力阶层构成中国的官僚社会，非权力阶层构成了中国的民间社会，这两种社会力量正面临着冲突和较量的前景。

权力阶层极力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非权力阶层极力在争取自己的自由，这是中国官僚社会和民间社会冲突的焦点。在这样一种冲突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局的统治能力和治理能力在急剧下降，而民间力量在茁壮成长。经历了“邓式改革”，党国体制下的各级权力依然弥漫在民间社会，但民间社会中独立的公民因素和公民力量也透过党权的压力在有效生长，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社会大局。在这样一种社会大局下，当局虽然可以时不时地出来宣称绝不搞多党制、绝不搞三权分立，但是当局不能再否定自由的价值、民主的价值、法治的价值、宪政的价值和公民社会的价值。因为当局拒绝的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些看似表面的制度，而不是悍然拒绝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些价值观，所以这个社会还有一些正义的价值观存在，这就为这个社会走向正义留下了一条小路。

只要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些价值观念还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只要这个社会走向正义还有一条小路，以“公民不服从”为特征的公民运动就会为自己逐渐开辟更美好的未来。小路，虽然是小，但走的人多了，自然就宽了。

中国公民唐荆陵先生是中国大陆“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主要倡导人，曾经发起过“赎回选票活动”，冒着风险，持续宣传一年多，有将近400人参与，这就是中国“公民不服从”运动在目前最显著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没有达到目的，即“为了改变法律和政策”；虽然这个成绩比不上甘地，也比不上马丁•路德•金，但是唐荆陵先生和响应他的300多人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开辟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从唐荆陵先生的活动结果看，“公民不服从”在中国大陆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困难和实践上的困难。那么，中国人从事“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瓶颈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文化背景和社会性格的问题。林语堂说：“中国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平民底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领导统治集团的官方意识和言论。这在地球动物界都绝对找不出如此弱智的生物了！”统治者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很正常，被统治者低人一等也以为自己很正常，而且还要为统治者辩护，这就是中国人在专制制度下长期形成的社会性格之一，所谓的“中国文化”也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社会性格下，“服从”是正常的甚至是高尚的，“公民不服从”自然就遇到了一些难题。

成本问题。人的本性在于人的需要，是利益性的，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下：这样做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政治集团和反对派也不能逃脱人的本性，他们的一起操作都要考虑成本问题。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专政色彩的社会，当局也是公然宣示专制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从事“公民不服从”运动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比起公民在民主社会从事“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代价要高得多。比如说，唐荆陵先生明天又发起了一个“公民不服从”的活动，需要人响应，那么关注的人就会考虑自己的代价问题，即便他认为唐荆陵先生正确无比，他也是要考虑的。在一个发短信都有可能被关进牢房的制度下，成本问题必然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主要瓶颈。

领袖群体问题。现代政治中，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大陆，以政治活动的方式运做“公民不服从”的，也就是唐荆陵先生一个人，其他一些人也有信奉“公民不服从”的，但是没上升到民间政治操作的层面，更不具备“公民不服从”的各项要素。唐荆陵先生在发起“赎回选票活动”以后，虽然有响应者，但这个活动中没有涌现出更多的领袖人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作用是非凡的，我们应该期待更多的中国“公民不服从”的领袖出现，因为中国需要正义。

路线设计问题。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们有运动路线设计的能力。“公民不服从”在中国，因为有成本比别国高的问题，那么“公民不服从”的领袖要想使运动进入蓬勃状态，就要寻找运动的可行性。从什么地方开始，“公民不服从”只需要付出相对低的成本就能得到比较高的回报，这是问题的关键。找出“公民不服从”究竟有哪些项目可以去做，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利用，然后筛选其中最可行的和最具有动员力的，从这里开始，或许是有希望的。

动员机制和动员方式问题。“公民不服从”的要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公开”，正义的声音就要公开发出来，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动员，使更多的公民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从而达到改变法律和政策的目的。以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党权完全垄断媒体，除了党的声音外，社会上没有别的声音，报纸、电台和出版社等等一概是党的喉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公民运动如果绕开党的许可是不可能被公开报道的，这就使其影响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不能形成有效的动员。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也是尽力得很；好在互联网太难管制了。机会在于把握，手段在于运用。

经过“邓式改革”30年的发展，互联网、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成了民间力量展示自己的主要方面。互联网为民间社会打破了当局的话语权垄断，维权运动经过诸多牺牲也成功地迫使当局向民间做适当的妥协，家庭教会以违反当局法规的方式迅速成长，这几个现象为中国“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成长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互联网将为中国“公民不服从”运动解决话语权问题，维权运动将为中国“公民不服从”运动积累必要的社会力量，而家庭教会以违反法规的方式已经生长成当局打压不动的社会力量，可以说它已经为中国的“公民不服从”开辟了相对成功的模式。

结语

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们只有认清它，反对它，才能寻找一种方式去改变它。“公民不服从”就是“为了改变法律和政策”的其中一种方式。当然，“为了改变法律和政策”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暴力革命，也包括政变和军变，但是政变和军变不是民间社会的事情，它虽然能够改变社会，但也未必能达到民间力量的目的，而暴力革命在热兵器时代通常不能运用于社会变革，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公民不服从”其实就是一条最踏实可靠的道路。

中国“公民不服从”运动任重而道远，中国“公民不服从”运动希望无限。面对公权中邪恶的东西，当中国公民开始不服从的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就真正地开始蓬勃成长了。

甘地说：“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

唐荆陵说：“国家的自由之路需要从您脚下开启，从每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公民脚下开启”。

2009-3-24

参考读物：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陈弘毅：《西方古今法治思想之输理——读〈法治：历史、政治与理论〉》。

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2006年总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