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15期）

关键词：体重48.5公斤

我只好说：“是。”

我把小椅子放在门口旁边的墙根，头可以在墙上靠一靠。杨敏看见我头靠在墙上，就让我把小椅子往前挪。

我赶紧把小椅子往前挪了一下。

“再往前挪。离墙远一点。”杨敏说。

我站起来说：“报告杨队长，我想把头在墙上靠一会儿。”

“知道你想靠一会儿，让你往前挪就是不许靠！”杨敏冷冷地说。

我说：“我现在是发烧了，我要是不发烧，我肯定不会往墙上靠一下的。”

杨敏说：“发烧了让你坐小椅子已经不错了，你还得寸进尺啊！”

我是最经不住发烧的，在家时，发烧不到38度就得躺下休息了。尽管我知道在这里是不可能躺着，没想到，让病体靠一靠、支撑一下身体，却成了奢望。

现在，生病了可以带你去看医生、吃药，保证让你活着。不再受到“伪造病情”的威胁了，这一点比我刚来时好多了，但是，有病了想休息是妄想！只要不死，坐着就得按“规范”、干活就不能“偷懒”、喊报告词照样得声音洪亮。

这难道不是一种酷刑吗？

吃了5天钾硝痤，我不发烧了，咳嗽却越来越严重了，咳嗽得胸口疼。杨小梅说我睡觉时要不就是发出长声，要不就好像要憋死似的。我一直没写求医申请，“求”这个字总是让我心里不舒服。

9月24日星期一，早上一起床，代元元就让我写求医申请，说我咳嗽都把她吵醒了；齐兆兰更是生气了，说：今天表弟来接见，一夜没睡好，肿眼泡腮的怎么见人哪？

下午，古力和代元元带我们去小医院了。看完病之后，古力带我们到体检室，这间屋子里有一个称体重的秤。古力的身材非常苗条，高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高鼻梁，是个非常漂亮的新疆姑娘。听代元元说，她几乎不吃主食，以巧克力为主，所以又能保持身材又能保持体力。她是负责医疗的，只要去医院都要称一称体重，她也让看病的劳教人员称。今天我也称了，48.5公斤。比我来时的59公斤轻了10.5公斤。我是1米60的个子，59公斤的体重在中年妇女中就算偏瘦的了。短短5个月瘦了10公斤，太瘦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多吃点饭了，下个月该和家人见面了，一定要胖一点儿，不能让他们看了难受。

女人们都爱照镜子，大厅里的大镜子不让照，澡堂里有个镜子也不让照，有人发明了用黑皮本贴在门外面的玻璃上，在里面看就是镜子了。这个方法不安全，多数人都是偷偷地用不锈钢饭盆当镜子——如果被队长看见也是要挨罚的。张小敏就因为拿饭盆当镜子照，被队长在监控看见了，让小哨把她叫到大厅训了一顿。因为张小敏是我的包夹人，是警察最重用的人，如果公开罚她等于警察们也没面子。其它班抓住“照镜子”的，被罚在大厅面朝墙站着，两手端着饭盆“照镜子”——让你照个够！

就是这样也无法毁灭女人们爱美的天性，大家还是偷偷地照“饭盆”。 拿饭盆的姿势是有规定的：双手端平。只要低头就可以知道这个饭盆照得是否清晰。如果是清晰的，大家就会偷偷地拿到脸前仔细地照一照。我也很想看看自己是什么样了，有时看见她们照，我才马上照一下，这样起码她们没法骂我了。

从饭盆里看到的野靖环，已经完全变了样：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皮肤像揉成的纸团被展开一样，皱纹布满了脸；眉毛中间有三道深深的竖沟，把眉心挤出了两个大疙瘩；太阳穴和脸颊深陷，颧骨突出来；双眼皮变成了三眼皮——唯一不变的是眼睛，还是那么明亮。

我看到其他人，很多都是眼珠灰暗，眼神散乱，充满了恐惧和迷茫。我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只要眼睛不变，就说明精神没垮。

回到大厅，准备接见的已经在大厅站队了，杨敏和袁源在大厅站着。求医完毕的人按规范的报告词向古力报告：

“队长好，报告队长，九大队5名劳教人员求医完毕，请求回班！”

“回吧。”古力温柔的话音刚落，袁源说：“野靖环留下”。

我的心又提起来了，使劲儿想哪儿做错了。

“站后边，”她指着接见人的队列说“接见。”

这两个字像被谁按了一下开关。

“我不见！”随着话音，我痛哭起来。我毫不掩饰地哭，压抑在心里的痛苦被释放出来，沉甸甸的心顿时轻松了。我一生都没有这样哭过，哭声震撼着所有的人，整个大厅和筒道鸦雀无声。警察们全都惊呆了，在调遣处是不许哭的，可是没一个来制止我。

我不知道这是喜还是悲，是在发泄痛苦还是在表示抗议。

一听到“接见”，我首先是喜：马上就感觉到，提前1个月恢复接见，一定是妹妹她们在外面的斗争有效果了；同时也是悲，家里人看见我这个模样该多难受啊！原来“上访”时，经常跟着我们的警察说我和武红、刘杰是“新国大”上访的200多人里的三大美人；父母活着的时候都以二女儿的漂亮为自豪——我不能让家人的眼中留下我这样悲惨的影像。

杨敏开始整队报数。

“我不去！”我一边哭一边喊着。

袁源说：“告诉你啊，你不见也得见，你如果不见就得办手续、写声明。”

“我写！”我哭得更惨了，我太想念家里人了，我是咬着舌头才这样说的。

“她不去就停止全队的接见！都别见了！都给我回去！”杨敏叫喊起来。

她使用了这里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连带、陪绑制。此话一出，立即见效。

刘芳、齐兆兰这几个牢头狱霸朝我嚷嚷起来：“你不去我们还去呢，别祸害大家！……”

这时候古力队长走到我身边，她温和地说：“你都两个月没接见了，如果家里人见不到你就这么回去了，她们不难受吗？”

一句话提醒了我，的确，不管我是什么样子，也得让亲人看一眼，要不然她们怎么能放心呢？

我哭着走出了大门，一直哭着走到了接见大厅。在进大厅前我把眼泪擦干，我想见到亲人的时刻，我是绝不能掉一滴眼泪的。

我已经看见妹妹了，她还在张望着，没认出我来。我朝她招手，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掉下来。

我首先告诉她不让接见的真实原因，与她录音无关，让她千万不能自责。她说已经感觉到不光是“录音”的问题了，她和“新国大”的访民找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劳教局，还无数次地找调遣处，要求恢复接见。

她们强调：即便是野靖春录音了，违反了调遣处的规定，也只能暂时停止野靖春见面的资格，而不能以此惩罚野靖环，剥夺她与儿子和其他亲人见面的资格。

在这个维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司法局信访办的一位处长的帮助，终于提前一个月允许见面了。

我妹妹说，通过这件事，她们学习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感到调遣处现在的很多作法是违法、违规的。她看见我的身后的警察和坐在我身边的包夹人，就指着他们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会见家属时，不旁听。’你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违法的！离远点儿！”

我也丝毫没有了顾虑，我早就想好了，只要能见面，就要把真实的情况说出去。我告诉妹妹不让上厕所、不能吃饱饭、被包夹的情况。我让她找司法部、司法局、检察院反映问题。我讲这些事的时候，杨敏就站在我身后，她没有阻止我。

接见完了回到大厅，祝队长负责清身。翻看衣袋，脱下鞋，自己把鞋倒过来拿着，这是她独创的，其他队长不检查鞋。

报数之后，排头的喊：“队长好，报告队长，九大队9名劳教人员外出接见完毕请求回班。”

没想到，祝队长突然恶狠狠地叫起来：“野靖环，你妹妹简直是个泼妇！她怎么能那样和队长说话？”

我愣住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妹妹是怎么和队长说的话。一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副大队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喊着骂我妹妹是泼妇。

我使劲压住火，一个字也不说。

她又骂了几句，看我不吱声，又说：“我告诉你野靖环，你跟你妹妹说，以后她要是这个样，没什么好下场。”

“对不起，祝队长，我没有义务转达你的指示。”我平静地说。

她愣住了，直勾勾地看着我。突然，她一甩头、一扭身快步向队部的门走去。

事后得知，我妹妹给我带来了几件衣服，祝队长不收，说接见信上有5条规定，其中就有不准家属送衣服，说我妹妹故意违反调遣处的规定。我妹妹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五十四条：“劳动教养人员家属送来的衣物和食品，一般不应限制”的规定据理力争，她们不得不把衣服收下了。

在调遣处，她们对劳教人员随意呵斥、侮辱，没人敢说“不”字；劳教人员的家属也都是对警察们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唯恐得罪了警察，使自己的亲人遭殃。而我妹妹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法律，这使她们的狂妄第一次遭到了挫败打击。祝队长在气急败坏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泼妇。

调遣处发出的“封闭式管理劳教人员会见通知书”上写明：来时请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1、会见只限直系血亲、配偶，3人以内。

2、我单位（调遣处）区域内建立了书市和超市，因此会见时禁止家属为劳教人员带任何物品。如需购买，可为劳教人员存入现金，由劳教人员自购。

3、禁止家属将衣物、食品、饮料、药品及违禁品带入住区，来处时，请不要为劳教人员带任何物品。

4、会见时，请服从干警的指挥和安排。凡违反我处会见规定和要求的，取消会见资格。

5、本通知会见当日一次有效。

我妹妹和朋友们到处反映这些问题，并在探监时给我送衣服和生活用品。终于，调遣处修改了规定。

贴身穿着亲人送来的衣服，心中充满了温暖。这几件衣服，是斗争的胜利成果。1个月以后，调遣处的会见通知改了，取消了“第三条”的规定，但是，还是以种种理由拒绝收其他劳教人员家属送来的衣服。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6期   2013年10月18日—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