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55期）

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四：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第五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邓式改革30年来，从整体上说，粗略地经历了改革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完成了一个类似自然气候的完整循环。1984年之前，算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除了极少数“反革命”，似乎一切都被改革激发了活力，到处都在孕育着希望；1984年—1989年，算是烈日炎炎的夏天，似乎一切都在燃烧，物价在燃烧，投资在燃烧，官倒和贪污也在燃烧；1989年—2002年，算是硕果累累的秋天，虽然有一些人多收了三五斗，但大多数人都能安心消费自己斗里的粮食，似乎盛世已经来了，但寒气已经开始浸染人们的生活了；2002年—2008年，算是寒风袭人的冬天，一切大的改革措施都停滞了，好像是动物去冬眠了，不敢出来，只怕冻死，同时，一个围绕党政核心运转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形成了，更多的人堕入了失望之中，形成了不得利益者阶层。

有什么样的利益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在我的语言模式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叫邓式改革，因为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精英启动的，一开始别人根本不能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而后来则是由权贵集团来共同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做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权贵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这样的一场改革，根本不具备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它完全把广大公民屏蔽在改革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之外，而最终也必然把广大公民的利益屏蔽在改革之外。这也是改革在“党天下”进行的必然的起因与后果。

以党政为核心的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邓式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不论初衷多么美好，不论口号多么激扬，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所造就的邓式改革必然以政府利益为形象包装，达到官僚权贵利益最大化的实质后果。而邓式改革至今的贫富分化现状也正好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少数人已经在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利用权力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多数财富。当GDP在快速发展并被当局津津乐道的时候，一个残酷的事实是，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GDP的1/3却被仅仅1％的人口所占有，500个权贵家族所垄断的财富早已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吸血鬼。既得利益者阶层已经把不得利益者阶层远远抛在社会发展的后面。

从毛泽东的“党天下”到邓小平的“党天下”，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党天下”本身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有人说：“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邓式改革经过30年的漫长跋涉，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被改革的游戏淘汰出局。权力核心外围聚集的大多数人，原来以为小康真的快来了，现在却又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在为温饱而努力。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失业工人在领取“低保”，拆迁户在寻找住处，农民……于是，当局发言人就敢说：生存权，饿过才知道人权。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中国人民永远都会为温饱而挣扎，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和公民权。

在官僚权贵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经济的畸形发展已经从各方面悄悄撕裂了这个国家。对改革后果的不满情绪在大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虽然他们经常能够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反对改革，也不是变革改革路线，但是很显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3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可以宣布：改革完蛋了，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做为一个亲历过长期落后的中国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那里是一个重要价值，同时，做为一个信念执着的老共产党人，维护中共的统治在邓小平那里又是一个重要价值。在邓看来，只要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只要能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其他都不重要。公民权利、党政分家、政治改革，这些都要为他的两个重要价值让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说白了，这还是延续中国几千年来的“牧民”思想，用一些极端异议人士的话来说，当局根本就不是为人服务，而是在喂猪。而今日中国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和高速公路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眼前挪开的时候，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

邓式改革已经失败了，它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分裂，经济权利分裂了，文化权利分裂了，政治权利分裂了，分裂的结果就是一个占有财富众多的权贵集团，他们在继续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榨人数众多的草根阶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制度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少数人制度性地占据的权利超越多数人，这都是由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不均衡引起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制度、政治体制不变革，已经不行了。

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几乎从来就不是中国当局的事情，相反，公民权利和民间组织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权利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再次强调，经过邓式改革后的中共本身，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虽然它的党员数量庞大，但几乎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它的任何政策制定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中共，已经成了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包装的权贵政党，这个党的核心本身就是权贵核心。当一个政党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政治理想就死了；当一个制度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活力和改革动力就没有了。这就是2002年以来，当局的邓式改革没有推出任何重大举措的根本原因。邓式改革到了这一步，权贵利益大到不能再大，草根利益小到不能再小，一旦推出新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必然会影响到权贵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望中共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升公民权利并扩张公民社会，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邓式改革30年后，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僵化的舞台，在这个既定的制度舞台上，中共领袖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尽管我的一些文字中不乏对他们的尖锐讥讽，但我依然承认，他们也只能这样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地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等，新一代领导人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制度正在不由分说地剥夺中共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2008年，中共领导人就像演戏一样到处去“救火”，从他们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在前台表演，后台的权贵集团操纵着中国的走向，并形成一种貌似不可更改的惯性。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亲民秀”和“救火秀”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喝彩，但是如果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解决中国大陆复杂的利益冲突，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比领袖的奇禀异赋要可靠得多。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谁都知道，问题是怎么去改变这个制度。邓式改革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

问题到了这里，人们就会发生另一个疑问：这个制度糟糕到如此程度，难道就能维持下去，难道不会立刻垮台吗？本人今年夏天路过南京的时候，拜访了一位老友，他是前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现已退休。和他聊到局势的时候，他说：目前的当局是历史上最反动的统治者；他又说他只做理论研究，并不急于鼓动更换这个最反动的统治者，因为社会发生变革以后，他的财政退休金可能会失去保证。这一次谈话结束后，我深深地意识到了一个政权的稳定并不像当初中共灌输给我的那样，是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当权贵集团本身能够团结稳定以后，这个政权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稳定。连最鄙视这个政权的人都不愿意更换这个政权，这就是人性之恶的力量，这就是利益的力量，这就是权贵的力量，也就是学界所说的惯性的力量。

但是，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一点，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就要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于是社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就是以宪政为前提的公民社会来临的时候。权贵集团是这样，中共当然也是这样。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即便政局发生了变动，但制度本身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扭转。苏东巨变，里面就有反对派成熟在先。反对派振作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表达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邓式改革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的历史，它最初表现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对保守派的持续反对，没有这些反对，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现在，经过改革后的权贵化进程，中共体制内部的意识形态派别已经淡化，不管什么派都成了维护共同利益的一个大的权贵派，也就是权贵集团。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你想做一个公民，那你就要从反对开始。人们应该记住，只有争取到反对的权利，参与建设才是可行的责任。

2008年，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西藏抗议事件证明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和谐宣传是虚假的；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中国民间社会有崛起的积极愿望；翁安起义证明了这个政权在民间的合法性已经丧失了很多；毒奶粉事件证明了权贵集团的专制统治不仅妨碍到异议人士的生活，而且已经危害到平常人的生活；奥运会的举办证明了专制体制做一件大事必须对民众进行全面防范——那么这时候，一个历史的机会可能就快来临了。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现在，历史已经把机会交给了中国的反对派。现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表达冲突和表达较量，选择屈从和暴力都不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捷径，那么，以非暴力为特征的反对派，就任重而道远了。

以反对的精神，走建设的道路，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如果你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如果你要唤醒别人去做一个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爱护这个国家，就要先爱护自己，先关注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勇敢地向一切危害我们自己的势力表示我们应有的反对；爱护这个国家就要爱护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公民，向危害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切势力表示我们的应有的反对。

做为一个人，做为一个公民，做为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并且能够非常安全地实现和平转型。我们都应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做一个有权利也能尽到责任的公民，做一个因为有人权而有尊严的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尊严，我们的祖国才是有尊严的。

（待续）